其二，社会结构的撕裂与透支。强制性的“兵转工”和“海外拓殖”政策，彻底动摇了武士阶层的根基与社会稳定。大量失去主家、被迫进入工坊或远赴博安洲、南洋“垦荒”的下级武士，在恶劣环境和低微收入中积聚着对幕府的怨恨。而工坊内，为了追求效率以换取外汇，工人的境遇比之高丽丝织女工更为残酷。《堺港工场见闻录》描述：“工者昼夜轮替，机杼之声不绝，监工鞭影如蛇，稍有怠惰即克扣口粮。女工十指溃烂，男工咳血于粉尘，活过五载者十不存三。”农村则因青壮流失和重税（用于支持维新）而凋敝，饥荒频仍。源本义梦想的“一块肉”，对绝大多数挣扎求存的倭国平民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社会矛盾在“维新”的光鲜外表下持续发酵。
其三，魏国不容挑战的霸权意志。源本义的一切努力，其终极目标在于摆脱乃至挑战魏国。这从根本上触动了魏国“龙兴盛世”下不容置疑的东亚秩序。当倭国仿制的炮舰开始出现在琉球海域，当倭国“遣魏使”试图绕过官方渠道接触魏国蒸汽机核心技师时，魏国朝廷的耐心耗尽了。在魏国看来，倭国的“维新”已非依附性的学习，而是危险的“僭越”与“不臣”。龙兴十五年，魏国以“倭国工坊非法仿制帝国专利火器”、“倭国浪人袭扰帝国博安洲殖民点”及“倭国幕府拖欠特许贸易款项”等“十宗罪”为由，向源本义发出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要求幕府彻底解散新式海军、开放全境通商、接受魏国财政监理官入驻京都。
源本义拒绝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的豪赌。他寄希望于二十余年积累的新式军队和本土作战的优势，能重演当年魏国挫败北方强敌的奇迹，至少能迫使魏国回到谈判桌，承认倭国一定的自主地位。龙兴十七年春，魏国远征舰队司令、晋王顾准统率的庞大舰队，搭载着久经沙场的陆军精锐，以“惩戒不臣，维护商道”之名，悍然登陆九州。
结局，早已注定。
倭国仿制的“铁炮”在魏国装备了击发装置和刺刀的新式燧发枪面前黯然失色；倭国引以为傲的“破浪丸”舰队，在魏国蒸汽明轮战舰的猛烈炮火和机动优势下，于关门海峡血战中全军覆没；源本义寄予厚望的武士“玉碎”冲锋，在魏军严整的线列步兵方阵和密集的排枪齐射中，化为京都郊外漫山遍野的尸骸。魏军的炮火甚至轰击了京都外围，象征维新成果的工坊区在烈焰中化为废墟。
是年深秋，在魏军刺刀的环伺下，在京都御所森严的大殿内，曾经意气风发的“维新大将军”源本义，脸色灰败，颤抖着手，在魏国使节代表递上的《京都条约》上，盖下了象征倭国最高权力的将军印。
条约之苛酷，远超想象：
1.彻底去武装化：解散所有新式军队，仅保留象征性治安力量；所有造船厂、兵工厂由魏国监管或拆除；长崎、横滨、函馆、大阪四港及临近区域划为“魏国租界”，由魏军永久驻防。
2.经济命脉拱手相让：倭国海关由魏国海外都督府直接管理，关税权尽失；魏商获得在倭国全境自由居住、经商、开矿、设厂、购置地产之权；倭国所有已探明矿藏开采权优先授予魏国特许商行；魏国“大魏银行”获得在倭发行货币权。
3.政治傀儡化：倭国幕府及名义上天皇之继承、重大官员任免，须经魏国驻倭总督认可；魏国享有在倭“领事裁判权”。
4.文化奴役：强制推行魏国官话为倭国官方语言及教学语言；倭国士子科举需加试魏国经义策论；魏国获得在京都、江户等地建立“同文书院”传播魏国文化之权。
签字的朱砂印泥，在源本义眼中殷红如血，如同当年本能寺庭院石缝间被雨水打落的樱瓣。他全力改革以图存续的倭国，终究未能逃脱被彻底殖民的命运，且过程轻易得令人心碎。他的梦想，在魏国资本与武力的碾压下，化为了京都街头魏国士兵丢弃的、被野狗争抢的肉骨头。
源本义的“维新”，如同一场在魏国殖民飓风中点燃的篝火，曾短暂地照亮了倭国一丝自主的希望，其引入的技术、制度乃至对旧秩序的摧毁，客观上为倭国被动卷入近代化撕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血口。它瓦解了封建等级最顽固的壁垒（武士阶层），催生了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强行植入了近代工厂制度和雇佣关系，甚至在屈辱中播撒了“魏学”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