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魏晋顶级门阀琅琊王氏，与堂弟王导共同缔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以卓越军功奠定东晋基业，却因权欲膨胀两度起兵叛乱，最终落得剖棺戮尸的下场。
其一生横跨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的乱世，集功勋、野心、忠诚与叛逆于一身，既是华夏文明南渡延续的功臣，也是门阀政治失控的缩影，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极具争议的一笔。
琅琊王氏自东汉以来便是累世公卿的名门望族，魏晋之际更是跻身“王谢袁萧”顶级门阀之列。
王敦的祖父王览，是西晋光禄大夫，以孝悌闻名，为家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德与政治根基；父亲王基，官至治书侍御史，执掌监察要务，在朝堂颇具声望。
生于这样的家族，王敦自幼便接受了顶级的儒学教育与政治熏陶，加之天资聪颖，很快便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与器量。
史载王敦“眉目疏朗，性简脱，有鉴裁”，性格雄豪不羁，不拘泥于世俗礼法。
年少时，他曾拜访当时的名士王衍，王衍见其谈吐不凡、气度沉雄，不禁感叹：“处仲蜂目豺声，好乱乐祸，若得志，必为天下患。”
这番评价虽带有玄学清谈家的预判，却精准勾勒出王敦骨子里的刚猛与叛逆。
成年后，王敦凭借家族声望与自身才学入仕西晋，初任驸马都尉，迎娶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一跃成为皇亲国戚，跻身统治阶层核心圈。
西晋泰始年间，朝政初稳，但深层矛盾已暗流涌动。
王敦虽身处京城，却敏锐地察觉到北方士族垄断朝政、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危机，主动请求外放地方，远离政治旋涡。
他先后出任青州刺史、扬州刺史，在地方任职期间，展现出卓越的行政与军事才能：一方面，他整饬吏治，打击豪强兼并土地，安抚流民，推动江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另一方面，他积极整训军队，镇压地方盗贼与小规模流民起义，稳定了地方秩序。
此时的江南，虽远离北方战乱中心，却也因西晋朝廷的控制力减弱而局势动荡。
王敦在扬州任上，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军政经验，更暗中笼络了一批北方南迁士族与江东本土豪强，为琅琊王氏日后在江东立足储备了重要力量。
他深知，乱世之中，兵权与地盘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在任期间，他格外注重军队建设与地方势力的整合，逐步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集团。
王敦的性格中，始终存在着刚猛狠辣与隐忍蛰伏的矛盾。
史书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一次宴会上，有美人轮番为宾客劝酒，若客人不饮，主人便命人将劝酒美人斩杀。
轮到王敦时，他明知规矩，却故意不饮，冷眼旁观美人被拖出去行刑。
接连斩杀三人后，在座宾客皆大惊失色，唯有王敦神色自若，依旧不饮。
这种冷酷决绝的性格，让他在乱世中能够果断决策、震慑对手，却也为日后的独断专行埋下伏笔。
但在西晋末年的政治环境中，王敦亦懂得隐忍。
八王之乱爆发后，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等皇族子弟相互攻伐，京城洛阳沦为战场。
王敦时任黄门侍郎，身处乱局中心，却始终保持中立，既不依附任何一方，也不轻易表露政治立场。
他利用琅琊王氏的家族影响力，暗中保护族人，同时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等待最佳的出头时机。
这种“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隐忍，让他在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得以保全自身，为日后南下江东埋下伏笔。
西晋建兴四年（316年），长安沦陷，晋愍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王朝正式灭亡。
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政权相互攻伐，北方士族为躲避战乱，大规模南迁江东，史称“衣冠南渡”。
此时，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已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但根基未稳，江东本土士族对这位北方来的皇族心存疑虑，不愿归附。
关键时刻，王敦从扬州起兵，率军前往建康，与王导形成“一内一外”的辅佐格局：王导主内，负责联络江东士族、制定治国方略，以“镇之以静”的策略稳定朝局；王敦主外，手握重兵，负责平定四方叛乱、巩固疆土，以军事威慑保障政权安全。
建武元年（317年），在王敦、王导等人的拥戴下，司马睿正式称晋王，建立东晋政权；次年，司马睿登基称帝，是为晋元帝，东晋王朝就此建立。
东晋建立之初，司马睿深知自己能在江东立足，全靠琅琊王氏的支持，因此对王敦、王导兄弟格外倚重。
王导被任命为丞相，执掌朝政；王敦则被任命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坐镇荆州，手握东晋最精锐的军队，掌控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