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先祖陶舍，曾为汉帝国的名将，立下过赫赫战功，受封开封侯，这份将门血脉，虽历经岁月流转，却未曾在陶侃身上断绝，反而成了他一生戎马倥偬、建功立业的底色。
奈何家道中落，至陶侃出生时，早已不复往日荣光，父亲陶丹不过是东吴的一名边将，官职低微，边将，官职低微，俸禄微薄，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生计。
更不幸的是，陶侃年幼之时，父亲便撒手人寰，偌大的家庭重担，骤然压在了寡母湛氏的肩上。
湛氏是一位极有见识与风骨的女性，她深知乱世之中，唯有让儿子读书习武，方能闯出一条生路。
家中贫寒，无钱购置笔墨纸砚，湛氏便剪下自己的长发，变卖换钱，为陶侃换取学习的物资；又每日纺线织布，借着微弱的烛光，看着陶侃诵读经史、研习兵法。
她不仅教陶侃读书，更教他做人，常告诫道：“汝虽出身寒微，然不可自轻自贱。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效先祖之志，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方不负此生。”
陶侃将母亲的教诲铭记于心，日夜苦读，寒暑不辍，不仅通晓了经史子集，更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武艺，养成了沉稳坚毅、严于律己的性格。
成年后的陶侃，身材魁梧，容貌堂堂，且胸有丘壑，腹有良谋，奈何出身寒门，在门阀士族把持朝政的西晋末年，想要出人头地，难于登天。
最初，他只能在郡中担任一名小小的督邮，后又调任枞阳县令。
官职虽小，陶侃却从未有过丝毫懈怠，他勤于政事，体恤民情，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严惩恶霸，使得枞阳县境内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
他的才干与政绩，渐渐被一些有识之士所察觉，庐江太守张夔便是其中之一。
一次，张夔的妻子身患重病，需派人连夜赶往数百里外的扬州请名医诊治。
彼时天降大雪，道路冰封，众人皆面露难色，唯有陶侃挺身而出，慨然道：“郡守夫人病重，关乎郡守家事，亦关乎一郡安定，岂有推辞之理？”
他即刻带着随从，顶风冒雪，策马扬鞭，日夜兼程，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请回了名医，救了张夔妻子的性命。
张夔对此感激不已，更对陶侃的担当与魄力赞赏有加，当即举荐他为孝廉。
凭借孝廉的身份，陶侃得以入朝为官，被任命为郎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他终于有了跻身朝堂、施展抱负的机会。
不久之后，西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诸王争权夺利，相互攻伐，中原大地顿时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攻城掠地，烧杀抢掠，史称“五胡乱华”。
一时间，烽烟四起，百姓流离失所，西晋的统治摇摇欲坠。
陶侃深知，乱世之中，唯有手中有兵，方能保全自身，安定一方。
恰逢荆州刺史刘弘奉旨平定叛乱，广招贤才，陶侃听闻刘弘素有贤名，且知人善任，便前去投奔。
刘弘见到陶侃，与之纵论天下大势，陶侃侃侃而谈，见解独到，且对兵法战略了如指掌。
刘弘大喜过望，拍着陶侃的肩膀说道：“吾昔为羊公参军，谓羊公曰：‘后当居吾处。’今观卿，必继老夫矣。”
当即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督护诸军，率军平定张昌之乱。
张昌率领的叛军，皆是亡命之徒，凶悍异常，且人数众多，声势浩大。
陶侃临危受命，毫不畏惧，他仔细分析敌我形势，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他深知叛军虽勇，却缺乏纪律，且粮草不足，于是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先命部下固守城池，不与叛军正面交锋，待叛军粮草耗尽、士气低落之时，再率精锐之师，分三路出击，直捣叛军大本营。
战场上的陶侃，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中长枪所向披靡，麾下将士见主将如此勇猛，亦是士气大振，个个奋勇杀敌。
经过数次激战，陶侃终于击溃了张昌的主力部队，斩杀张昌及其部将数人，彻底平定了叛乱。
经此一役，陶侃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声名远扬，刘弘更是对他倚重有加，上奏朝廷，为他请功。
永嘉之乱后，西晋都城洛阳被匈奴攻破，晋怀帝被俘，中原士族纷纷南下避难，史称“衣冠南渡”。
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等大臣的辅佐下，于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是为晋元帝。
陶侃此时正驻守荆州，他审时度势，深知司马睿乃是晋室正统，于是果断选择归附，被任命为龙骧将军、武昌太守。
当时的武昌，地处长江中游，是抵御叛军和少数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且经过战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
陶侃到任后，一方面整饬军纪，加强防务，训练士兵，严阵以待；另一方面，体恤百姓疾苦，减免赋税，鼓励百姓垦荒种地，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