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身作则，生活极为节俭，从不铺张浪费，甚至将造船时剩下的木屑、竹头都妥善收集起来，众人皆不解其意，陶侃却笑而不语。
后来，大雪初晴，官府厅堂前的地面湿滑难行，陶侃便命人将收集的木屑铺在地上，行人行走自如；再后来，朝廷大军北伐，需要建造大量战船，却缺少竹钉固定船板，陶侃又命人将储存的竹头拿出来，削成竹钉，解了燃眉之急。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纷纷赞叹陶侃的深谋远虑与勤俭节约。
东晋建立之初，政权并不稳固，内有王敦等权臣拥兵自重，外有杜弢等叛军作乱。
杜弢率领的叛军，盘踞在湘州一带，屡次进犯荆州、江州，声势浩大，朝廷数次派兵围剿，皆以失败告终。
晋元帝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启用陶侃，任命他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诸军事，率军征讨杜弢。
陶侃接旨后，即刻率领大军出征。
他深知杜弢叛军根基深厚，且熟悉地形，不可贸然进攻，于是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
他一方面派人深入叛军内部，晓以利害，招降叛军将领；另一方面，严明军纪，严禁士兵侵扰百姓，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支持。
在与杜弢的数次交锋中，陶侃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屡次击败叛军。
一次，叛军将领王贡率领数万大军前来挑战，陶侃单枪匹马，出阵与王贡对话。
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说祸福，王贡本就对杜弢的残暴统治心怀不满，经陶侃一番劝说，当即决定归降。
王贡的投降，使得杜弢叛军的军心大乱，陶侃趁机率军猛攻，叛军大败，杜弢率残部逃窜，不久后便病死在逃亡途中。
至此，湘州之乱彻底平定，东晋的南部疆域得以安定。
平定杜弢之乱后，陶侃的威望如日中天，却也因此遭到了权臣王敦的忌惮。
王敦手握重兵，早有篡权之心，他见陶侃功高震主，且深得民心，便视陶侃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王敦以朝廷的名义，将陶侃调任为广州刺史，企图将他调离荆州这个军事要地，削夺他的兵权。
广州地处偏远，远离政治中心，且当时瘴气弥漫，经济落后，在众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贬谪。
陶侃的部下皆愤愤不平，劝他起兵反抗王敦，陶侃却摇了摇头，说道：“吾乃朝廷之臣，当以大局为重。今国难当头，岂能因一己之私，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他毅然率领部下前往广州赴任。
到达广州后，陶侃并未消沉，而是依旧保持着勤勉的作风。
他每日清晨起身，将一百块砖头从屋内搬到屋外，到了傍晚，又将砖头搬回屋内，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部下感到十分奇怪，纷纷询问缘由，陶侃答道：“吾虽身处南方，然心中从未忘记中原故土。若终日安逸，养尊处优，一旦中原有事，吾岂能率军北伐，收复失地？吾此举，乃为锻炼体魄，磨砺意志，不敢有丝毫懈怠。”
众人听后，无不敬佩。
在广州任上，陶侃依旧励精图治，安抚百姓，发展贸易，使得广州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公元324年，王敦之乱爆发，王敦率领大军进攻建康，企图篡夺皇位。
晋明帝司马绍急调各地军队入京勤王，陶侃接到诏书后，即刻率领大军北上，与其他各路勤王之师会合。
陶侃的军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悍，在平定王敦之乱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叛乱平定后，陶侃因功被任命为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镇守荆州，重回了这个他曾经驻守过的战略要地。
此时的陶侃，已然成为东晋举足轻重的重臣，手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权力之大，无人能及。
但他依旧保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从不居功自傲，反而更加勤于政事，严于律己。
他常对部下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他一生都奉行着“惜时如金”的准则，从不浪费片刻光阴，所有的时间，要么用于处理政务，要么用于训练军队，要么用于研读兵法。
陶侃治军极严，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规定士兵不得扰民，不得抢掠百姓财物，不得酗酒赌博。
若有违反，无论官职高低，一律严惩不贷。
一次，他的一名亲信部将，因违反军纪，擅自挪用军粮，陶侃得知后，不顾众人求情，毅然将其斩首示众，自此，全军上下，皆严守军纪，不敢有丝毫逾越。
同时，陶侃也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他在荆州境内，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鼓励百姓垦荒，使得荆州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的生活日益富足。
在他的治理下，荆州成为了东晋最为安定、富庶的地区之一，为东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