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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得知遗诏内容后，十分不满，他亲自率军进入建康，试图逼迫朝廷禅位给他。
但谢安、王彪之等大臣早有准备，他们一方面安抚桓温，另一方面暗中部署兵力，做好了应对兵变的准备。
桓温见建康城防严密，大臣们态度坚决，意识到篡晋的时机尚未成熟，只好率军返回姑孰（今安徽当涂）。
宁康元年（373年），桓温病重，他再次派人向朝廷请求“九锡”——九锡是古代帝王赐给重臣的最高礼遇，通常被视为篡权的前兆。
谢安、王彪之等大臣故意拖延时间，直到桓温病逝，九锡之礼也未能实施。
桓温死后，朝廷追赠他为丞相，谥号“宣武”。
他的权力由弟弟桓冲继承，桓冲没有哥哥的野心，反而选择了“谦退”，将部分权力归还朝廷，缓解了东晋的政治危机。
而桓温的儿子桓玄，则继承了父亲的野心，最终在元兴二年（403年）篡晋称帝，建立桓楚政权，但仅过了一年就被刘裕推翻，谯国桓氏也随之衰落。
桓温的三次北伐，是东晋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行动之一。
尽管最终未能收复中原，但他的北伐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北伐打击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嚣张气焰，延缓了他们南下的步伐，为东晋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次，北伐点燃了中原百姓的抗敌热情，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为日后刘裕北伐奠定了基础。
最后，北伐提升了东晋的国际地位，让北方政权意识到东晋并非“弱不禁风”，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进攻。
从军事指挥来看，桓温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善于捕捉战机，敢于深入敌后，在伐蜀和第一次北伐中都展现了出色的战术素养。
但他的军事生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过于谨慎、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往往错失良机（如第一次北伐停滞灞上）；急于求成、忽视后勤，导致枋头惨败。
这些缺陷，既是他个人性格的体现，也是东晋国力有限、内部矛盾重重的必然结果。
桓温的政治生涯，是东晋门阀政治的缩影。
他出身次等望族，凭借军功崛起，打破了顶级门阀对权力的垄断，形成了“桓氏专权”的局面，这既是对门阀政治的挑战，也是门阀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乱世中，军事力量成为权力的核心支撑，而顶级门阀往往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只能让位于有军功的次等望族。
桓温的政治手腕，既有残酷无情的一面（如废立皇帝、打击异己），也有务实开明的一面（如整顿吏治、减轻赋税、重视教育）。
他在荆州推行的“土断”政策，打击了士族豪强的势力，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他重视教育，在荆州设立学校，培养人才，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但桓温的政治野心，最终导致了东晋政治的动荡。
他的废立皇帝行为，打破了封建王朝的政治伦理，加剧了士族之间的矛盾，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隐患。
而他未能篡晋成功，既反映了门阀政治的韧性——谢安、王彪之等士族大臣的联合抵制，阻止了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反映了东晋社会对“正统”的认同——尽管东晋国力衰弱，但仍有不少人坚守“晋室正统”的观念，不愿看到篡权行为的发生。
对于桓温的历史评价，历来褒贬不一。
《晋书》将他列入“叛逆传”，称他“威权震主，窥觎非望”，将其定性为“枭雄”；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认为，桓温“有雄才大略，志在收复中原”，对他的北伐给予了肯定。
事实上，桓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有收复中原的爱国情怀，又有篡权夺位的政治野心；他既是军事奇才，又是政治投机者；他既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又给社会带来了动荡。
评价桓温，不能简单地用“忠臣”或“枭雄”来定性，而应将他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全面审视他的功过是非。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桓温的崛起，标志着东晋门阀政治从“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向“次等望族掌权”的转变，为日后刘裕建立刘宋政权、终结门阀政治奠定了基础。
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收复中原的目标，但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而他的政治野心与失败，也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在封建王朝中，权力的追逐必须以“正统”为依托，否则终将遭到历史的唾弃。
桓温的一生，是东晋乱世的缩影。
他出身将门，少年立志，凭借军功崛起于江左，三次北伐震动中原，权倾朝野却终未篡晋，最终在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