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前，他一直放任自流，不能安心从事一项高尚的职业，我一直责怪他。直到他参军入伍，在一场欧洲试图摧毁自身文明的战争中死去。
简要表达就是：“9+9”。
李谕只能找点好事情让他开心一下：“在法国和英国时，我与科学界有很多联络，其中有诺贝尔奖提名资格的几位，都愿意把提名给予教授您。”
“在的，我们去看望一下。见到你，他或许会开心一点。”爱因斯坦说。
普朗克的痛苦还没结束，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死去姐姐的丈夫，没想到今年年底也因难产而死。
“是的，她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希尔伯特说，“否则他们还是不能接受一个女讲师的存在。”
希尔伯特仍然沉醉于他的数学公理化事业之中。
欧洲大学对女性目前都有偏见，德国在其中最为保守。
他的眼神中重新有了光彩，因为他很清楚，想重振德国的声望，科学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也是他们最擅长的。
“你好，东方的李谕先生！”爱因斯坦扶着自行车说，“欢迎你的到来！”
到地方后，他们都有点气喘吁吁，爱因斯坦说：“现在找一辆车很难，加油也是问题，好在自行车足够省钱。”
“没有战争，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的价值；现在我知道了他的价值，但我必须失去他。”
爱因斯坦早就收到李谕的电报，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火车站迎接他。
唯独李谕感觉有点头大，这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数学会议结束后，希尔伯特邀请李谕吃饭，他们的物资非常短缺，桌子上只有面包和香肠，以及少量蘸酱。
——1900年真是有史以来最能立flag的一年。
李谕早就跟不上布朗的演讲内容，等他讲完后，所有人激动鼓掌时，李谕才跟上了节奏。
爱因斯坦说：“还好有人懂得相对论的意义，不然德国科学院在几年之内都没有能力再派出一支考察队。德国的经济已经彻底毁了，我所居住的公寓电梯无法运转，取暖更是问题，整个冬天在瑟瑟发抖中度过。科学院怎么可能还有钱支持远洋考察。”
（比如30=2×3×5，有三个质因数）
换句话说就是：所有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不超过9个素数的乘积。
据说这已是筛法的极限，想完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必须找新的数学方法，不知要何年何月。
不过就像晚年的爱因斯坦研究大一统理论，希尔伯特的公理化有那么一丝缥缈。
希尔伯特运气好一些，生前就看到有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好歹有了交代。
他骑了没多久就坚持不住：“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我已经消耗掉了今天所有的进食。”
普朗克说：“我在做自我开导，我明白，我们没有权利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所有好事；不幸是人的自然状态，但不是不可避免的状态。人世间有许多宝贵的东西，生命的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方式来决定的。所以即便历尽苦难，人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他们的职责上，去工作，去向最亲爱的人表明他们的爱，这种爱就像他们自己所愿意体验到的那么多。”
在这条路上最成功的肯定就是陈景润的“1+2”。
哥德巴赫猜想应该不用过多介绍，名气太大，就简要说几个关键点。
希尔伯特看了看报告单：“一位来自挪威的数学家布朗准备讲一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令人激动，自从1900年我在23个问题中提出它后，一直毫无进展。”
此后的数学家不断前进，1924年，德国的数学家证明了“7 + 7”；
1956年我国的王元证明了“3 + 4”；稍后证明了“3 + 3”和“2 + 3”。
“强哥德巴赫猜想”显然要难得多，它如果成立，“弱哥德巴赫猜想”自然也成立。
欧拉大神的说法就是最广为流传的哥德巴赫猜想。严格点可以称作“强哥德巴赫猜想”，也叫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
“费了好大劲才争取来的，”希尔伯特感叹道，“三年前，诺特就受克莱因主任之邀来到了哥廷根。我当时很想给她安排一个教职，但被哲学教授会议上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驳回了。”
“两位请坐吧，”普朗克挤出笑容，然后说，“我现在明白了，只有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这种苦难才产生痛苦。而且失去了才知道，我以往过低评价了卡尔（战争中死去的儿子）。
——
（记得小时候上课时老师说证明1+1就是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是最厉害的数学家。那时候老纳闷了，这有什么好证的？
有强自然有弱，“弱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任一大于5的奇数都可以写成三个素数之和。
两人就这么轮流蹬着自行车，骑向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