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走向伦理生活、亦即成为社会人的可能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在当时并不是明显具有政治色彩的哲学思辨，只不过是探讨哲学最为本质的问题，即人从哪里来，及其衍生出来的问题又经历了何等样的变化。但讨论人性向来都是敏感的，因为统治阶级早就已经从经验主义当中得出结论，对人性的讨论是很容易唤起共鸣并制造煽动的。虽然这些哲学家们并没有明显的类似倾向，但因为统治阶级已经借助宗教等诸多手段，对这样的可能进行了防范，因此他们的这些讨论还是被认为是一种忌讳。

    但即便如此，这种忌讳也没有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土壤。相反的类似的讨论还越来越多了起来。

    当时著名的德国学者和作家戈特舍德（1700—1766）就曾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十三章推衍出一个著名的等级规定：贵族人物遭遇的不幸才堪称悲剧性命运。市民悲剧的出现显然打破了这一等级规定：一个普通市民的遭遇也可以被视为悲剧性命运。“若没有在剧中混入同情的话，宽厚大度会让我们挤出眼泪吗”——门德尔松在整理草坪的时候，向他的同伴们重申了这一问题。

    对于远在天边的海宁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含义：要么问题涉及的是新兴市民与传统人品等级的差距，要么问题涉及“宽厚大度”是否可以被用来描绘市民悲剧的主角。总之，这与其说是个所谓戏剧美学问题，不如说是个政治哲学问题，因为问题涉及剧作家、剧中人物和观众的灵魂差异，从而实际上是在质疑先前有所耳闻的、他的好朋友莱辛所倾慕的卢梭关于同情的论说。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授课讲义基于高的和低的灵魂能力的区分，换言之，“论诗术”是面向具有高的灵魂能力的听者讲述的——这对当时的海宁乃至今天的我们来说非常费解，一个并非拘泥于贵族教育的学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难以找到，而且我们从这场关于悲剧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对于启蒙时代的德意志青年才俊来说，要搞懂亚里士多德同样艰难。

    不过，与市民戏剧的施教作用联系起来，我们至少可以明白：是否所有人都可教，始终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东方早就已经被孔夫子揪了出来，以至于21世纪的我们设置为平常事一般。但在欧洲，与之类似的观念和事物的发展还需要时间来酝酿，在启蒙哲人提出普遍人性观之后，更是个问题。就此而言，卢梭关于人性的“可完善性”及其道德教化的可能性的观念就与门德尔松在通信中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有本质上的内在关联。毕竟，无论老到的卢梭也好，还是尚且幼稚的门德尔松等多位德意志青年也好，他们都同时身处火红的启蒙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启蒙哲人提出了人类的普遍教化问题，这意味着戏剧教化要起的是普遍的教化作用——如此主张无异于抹去了人的灵魂能力的高低之分。

    对于海宁来讲，这多多少少算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变化，甚至他都有些没有想到，200多年后设置为平常的理念，竟然还需要经历这样艰难的分娩过程。甚至在这期间面向大众的戏剧竟然被视为是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东方，在封建朝廷严格的审查制度之下，戏剧和评书在这方面的作用早就已经微乎其微——虽然时光即便到了21世纪，也依旧还有很多孩子，会通过三国演义这样的完成自己对历史的启蒙，乃至有很多人在成年之后，仍然以为演绎当中的许多情节就是真实的历史，但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情况正在逐渐减少，而且随着科普手段的逐渐丰富，给儿童甚至成年人历史启蒙的作品也已经带上了更加严格谨慎的笔法。但这一切的变化都建立在东方文化，在文教领域更加先进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们有更加丰富的末端表现手法也并不是件意外的事情，相对而言，虽然可以理解，但多多少少有些难以接受的戏剧教育，委实在现代教育的高效率面前摆不上门面。

    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而孤悬在半空之中。否则他们只能像空中花园一样，永远离开人们的视野。

    而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大浪潮当中，不带注定有一些理念会产生，而且也注定有一些理念会在产生之后被时代和真理所抛弃。在这方面，越是著名的哲学家就往往有着更加丰富的贡献，哪怕是亚里士多德后来也会不断的证明是错误的。而卢梭和伏尔泰美虽然没有那样的境遇，但考虑到真理总是越辩越明，所以在各种各样的观点激烈碰撞之下，他们的某些想法也注定会没入时间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