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酒馆里坐了大概二十来个人，三三两两散在木桌旁。墙上的电视开着，播放着棒球比赛，但没有人看。酒保在吧台后面擦杯子，偶尔抬头扫一眼店里的人。
一个男人推门进来。
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在意他。酒馆里的人各喝各的，偶尔有人聊几句——抱怨工地上的活越来越少了，抱怨社区里又有人被赶出房子了，抱怨超市里的东西又涨价了。
男人喝了两口啤酒，抬起头，看向邻桌。
邻桌坐着三个人，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年轻女人。
“不好意思。”男人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我刚才听你们在聊物价的事。我能说两句吗？”
三个人转过头来看他。穿工装的男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说话，但微微点了一下头，算是同意了。
男人把杯子往前推了推，两只手放在桌面上。
“我没什么高见，就是说说自己看到的。我在这个城市住了二十年了。二十年前，我一个人打工，能养活一家三口。我老婆不用上班，在家带孩子。
我们租的房子两室一厅，房租占我工资的四分之一。超市买一次东西能吃一个星期。油加满一箱二十米元。”
他停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手。
“现在呢？我还在打工，工资涨了一倍。但我老婆也在打工，孩子放在托儿所，一个月托儿费比我租房还贵。房租占我家总收入的一半。超市买一次东西，三天就吃完了。油加满一箱要六十米元。”
他抬起头，看着那三个人。
“我就是不明白——二十年前我一个人能干的事，现在两个人干还不够。那多出来的一个人，到底养了谁？”
没有人回答。
穿工装的男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你不是一个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上班，每月还完房贷、车贷、信用卡，剩下的钱不够吃饭的。
吃饭全靠刷信用卡。信用卡的利息比房贷还高。我们每个月都在借钱还钱，还钱借钱。我算了算，照这个速度，十年之后我不但没攒下一分钱，还多欠了二十万。”
格子衬衫的男人插了一句。“你们至少还有房子。我去年被赶出来了。房子被银行收走了。不是我还不起，是我失业了。
工厂搬到了墨西哥，三百多个人一起失业。我在那个厂干了十五年。十五年，他们给了我一张遣散费支票——四千块。四千块，十五年的工龄。”
他的话很平，没有什么情绪。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年轻女人低着头，没有看任何人。她的手指在杯壁上慢慢地画圈。
“我上个月的工资扣完税和保险，到手一千四。房租九百，水电一百五，手机费五十。剩下的三百块，吃饭都不够。”她的声音很轻，但桌上的人都听到了。
男人听着这些话，表情没有变化。等他们都说完了，他才开口。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听过。不只你们，全国到处都是一样的话。有的地方更惨。我上个月去了一趟中西部，一个小镇，以前是产煤的。全镇三千人，现在有工作的不到五百。
剩下的人靠救济金过日子。救济金每个月四百块，连吃饭都不够。镇上的诊所关了，最近的医院开车一个半小时。有个老人心脏病发作，救护车来了，拉到医院，人救活了。然后他收到了一张账单——七万八千块。”
“你们知不知道，过去三十年，这个国家底层一半的人，财产没有增长过。一分钱都没有增长过。
你们辛苦工作三十年，从二十岁干到五十岁，回头一看——口袋里跟二十岁的时候一样穷。但是顶层的那些人的财产增长了百分之三百。是他们的三倍，不是你们的。”
穿工装的男人把手机放下了。格子衬衫的男人坐直了一点。年轻女人抬起了头。
男人继续说。“我不是在说谁对谁错。我说的是数字。劳工局的数字，人口普查局的数字，美联储的数字。都是公开的，新闻不报，但你们自己可以查。
你们猜猜，这个国家最有钱的那一百个人，他们的财富加起来，比底层一亿五千万人的财富总和还多。一百个人，对一亿五千万人。”
酒馆里安静了。电视里的棒球比赛还在播，但没有人看。旁边桌的人也开始转过头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医保账单。”男人说。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敲钉子。
“我给你们念几个数字，我专门查过。一个救护车，把你从家里拉到医院，三公里路，账单两千五百块。一个急性阑尾炎手术，住院两天，账单四万三千块。一个癌症化疗，一个疗程，账单八万到十五万不等。你们谁手上有这么多钱？”
没有人回答。穿工装的男人把手指攥紧了，指节发白。
“每年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百万人破产。不是因为赌博，不是因为吸毒，不是因为挥霍无度。是因为生病了。生了一场病，然后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