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峰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沉，像在泥潭中艰难跋涉。
“你母亲去了北京，去了上级单位，去了所有能去的地方。但得到的答复都一样——‘没有证据’，‘需要进一步研究’，‘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慎重’。她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一无所获。最后，她去找了一个人——一个她在大学时的导师，当时在某个军方研究机构任职的专家。”
“那个专家，姓李，叫李国华。他听了你母亲的汇报，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这种技术如果用在军事上，将是革命性的突破。他承诺，会向上级汇报，会全力支持你们的研究。你母亲很高兴，以为自己找到了知音。她连夜赶回阴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你父亲和我。”
黑暗中，陈北能听到严峰的呼吸变得粗重，那种强装的平静终于彻底破碎，露出底下血淋淋的伤口。
“但你父亲很警惕。他说，这个李国华他听说过，名声不好，在学术界和军方都有争议。他让你母亲再等等，再调查一下。但你母亲等不及了，她说这是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他们又吵了一架。这一次，吵得更凶。”
“最后，你父亲妥协了。他说，他可以继续研究，但必须绝对保密，不能让那个李国华知道核心数据。你母亲答应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又开始秘密地研究。你父亲负责破译岩画密码，你母亲负责整理数据，我负责安保和联络。”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你父亲和你母亲之间，有了裂痕。他们对‘信使之心’的态度，有了分歧。而那个李国华，像一根刺，扎在我们三个人中间，时不时就会发作。”
严峰停顿了很久。黑暗中，只有他粗重的呼吸声，和陈北越来越沉重的心跳声。
“然后，2000年。”严峰的声音突然变得空洞，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在说话，“你母亲怀孕了。你的到来，让她和你父亲都很高兴。他们决定暂时停下研究，等你出生再说。你父亲说，他要当爸爸了，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活在危险中。你母亲说，她要当妈妈了，要给你一个安全、平静的童年。”
“那段时间，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美好时光。你父亲每天对着你母亲的肚子说话，说要教你认岩画，要教你骑马，要教你射击。你母亲笑着骂他不正经，说孩子还没出生呢。而我……”严峰的声音哽住了，半晌，才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我对自己说，等孩子出生了，我就申请调走，离开这里，去过平静的生活。我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受够了秘密，受够了谎言。”
“但你出生前一个月，出事了。”
严峰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那种空洞变成了某种尖锐的、淬毒的恨。
“那个李国华，派人找到了我们。不是来帮忙的，是来逼问的。他说，上级对研究进度很不满意，要求我们立刻交出所有数据。你父亲拒绝了，说数据还不完整，有风险。李国华冷笑，说‘风险？’然后，他拿出了一份文件——是你母亲的‘认罪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她私自研究涉密技术，企图叛逃境外。”
“是伪造的。但伪造得很真，有签名，有手印，有照片。李国华说，如果不交出数据，这份文件就会送到该去的地方，你母亲这辈子就完了。你父亲气疯了，要跟李国华拼命，被我拦住了。我说，冷静，想想孩子，想想你母亲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我们妥协了。你父亲交出了一部分数据——是无关紧要的那部分。李国华不满意，但也没有再逼。他说，给我们一个月时间，交出核心数据，否则，后果自负。”
“那天晚上，你父亲和你母亲大吵了一架。你母亲说，她早就说过这个李国华不可信，你父亲不听。你父亲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吵到最后，你母亲哭着说，她要离开，要带着还没出生的你，离开这里，离开这一切。你父亲说，你走，走了就别回来。”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吵架。第二天，你母亲收拾东西，真的走了。你父亲没有拦她，只是坐在帐篷里，一夜没睡。我陪着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严峰的声音开始颤抖，那种冰冷的恨意，混合着巨大的痛苦，在黑暗中弥漫开来，几乎让人窒息。
“你母亲走后的第三天，李国华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说，上级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由他负责，全面接手‘信使之心’的研究。你父亲和我，可以加入小组，继续研究，但必须交出所有数据，接受全面监控。”
“你父亲当场拒绝了。他说，这是他们三个人多年的心血，不可能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李国华冷笑，说‘来路不明？’然后，他拿出了另一份文件——是我的档案。上面写着，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1949年逃往台湾，我母亲是苏联间谍，1960年被枪毙。全是假的，但伪造得天衣无缝。李国华说，如果我不配合，这份档案就会公开，我这辈子，我全家，都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