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二天，父亲被临时抽调去省厅参与一起大案，刘福贵的案子转交给了其他人，最终以意外死亡结案。
陈牧的手指停在“204分机”这几个字上。废弃的分机，夜半的通话，握在死者手中的旧钥匙...
他的手机震动起来，是林小雨。
“陈队，秦教授找到了！他还健在，已经九十一岁，住在市养老院。我联系了院方，他说愿意和我们聊聊，但只能今天上午，下午他要去医院做检查。”
“我马上过去。”陈牧发动汽车。
城南养老院坐落在旧城区边缘，一栋五十年代建造的三层苏式建筑，墙皮斑驳，藤蔓几乎爬满了西侧整面墙。陈牧在二楼朝南的房间里见到了秦教授。
老人坐在靠椅上，膝上盖着薄毯。虽然年过九旬，但眼睛依然清澈有神。
“是为了‘飞燕会’来的吧？”秦教授开门见山，声音虽轻但清晰，“十年前就有人来问过，当时我没说全。”
“为什么？”陈牧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因为有些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秦教授望向窗外，沉默良久，才缓缓开口，“‘飞燕会’不是正式的组织，没有章程，没有登记。它是红星纺织厂一些老工人自发形成的...互助会，或者说，共济会。”
“什么时候开始的？”
“具体时间说不清了，至少能追溯到五十年代。那时候工厂条件艰苦，工伤、疾病、家庭困难是常事。‘飞燕会’就是工友们私下互相帮助的一个网络。成员入会时，会在身上留下标记——通常是烫伤或刺青，形状是简化的飞燕。”
陈牧脑海中闪过王建国手臂上的疤痕。
“为什么要用这么隐秘的方式？互助会不违法。”
秦教授苦笑：“起初确实只是互助。但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变了。厂里管理混乱，一些资源被少数人把持，普通工人分不到。‘飞燕会’开始悄悄运作一些事情——比如从仓库‘借’出布匹、辅料，在黑市上换钱，分给最困难的工友家庭；又比如，当有工友因工受伤，厂里不肯负责时，他们会用一些‘方法’讨要医疗费。”
“什么方法？”
“比如，让负责人的机器‘意外’故障，或是让某些见不得光的交易‘偶然’曝光。”秦教授说得很委婉，但陈牧听懂了。
“这种状态持续到什么时候？”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秦教授叹了口气，“改革开放，厂子效益下滑，管理层想方设法转移资产，工人们面临下岗。‘飞燕会’的一些人认为，厂里欠他们的，他们只是在拿回自己应得的。事情越做越大，直到...”
“直到1993年刘福贵死亡？”陈牧问。
秦教授猛地看向他：“你知道刘福贵？”
“他是‘飞燕会’成员？”
“不，”秦教授摇头，声音更低，“他是会里的‘清道夫’。负责清理痕迹，确保不会牵连其他人。但他的死...不是意外。”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刘福贵发现了什么？”陈牧追问。
秦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你知道红星纺织厂3号仓库下面是什么吗？”
陈牧摇头。
“防空洞。抗战时期挖的，后来被厂里改造成了地下储藏室，只有少数人知道入口。刘福贵那晚去的地方，就是那里。”秦教授顿了顿，“他手里那把旧钥匙，能打开防空洞最里面的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刘福贵死后，厂长赵德明让人封了那个入口，三年后厂子倒闭，地块被卖给开发商，现在上面盖起了住宅楼。”秦教授闭上眼睛，似在回忆，“但刘福贵死前，给我打过电话。”
陈牧坐直身体：“204分机？”
“不，是我家的电话。他说他找到了‘账本’，必须交给值得信任的人。我们约在第二天见面，但他当晚就死了。”秦教授睁开眼睛，眼中闪过一丝痛色，“他说过一句话，我记了三十年——‘燕子要南飞，影子却留在了北方’。”
燕子要南飞，影子却留在了北方。
陈牧反复咀嚼这句话。这时，他的手机又震动了，是技术科发来的最新消息：
“陈队，对三名受害者衣物纤维的进一步分析显示，除王建国指甲中的红星纺织厂布料纤维外，三名受害者衣物上均检出相同种类的微量花粉颗粒，经比对，属于已近乎绝迹的本地品种‘江北晚樱’，该树种在本市仅存三处，其中一处原为红星纺织厂厂区花园，该区域现为‘锦秀家园’小区中央花园。”
锦秀家园——正是建在红星纺织厂原址上的住宅小区。
“秦教授，刘福贵有没有提过‘账本’具体是什么？或者，‘燕子’、‘影子’有没有特殊含义？”
秦教授沉思良久，缓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