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父亲生前的笔迹。
“天德十八年七月，胡商安禄山献西域宝马十二匹于东宫，太子甚悦，夜宴于崇仁坊别院……”
沈青书的目光在这行字上停留许久。天德十八年，那是父亲在户部任职的最后一年，同年冬，父亲便因“账目不清”被贬岭南，次年春病逝于途中。这封信，是父亲离京前托人暗中送回家中的，被母亲缝在棉衣夹层里，直到上个月拆洗旧衣时才被发现。
窗外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三更了。
他起身推开木窗，四月夜的凉风灌进来，带着远处隐约的丝竹声。崇仁坊就在西市东边，与这里隔了三条街巷，此刻那里应是灯火通明。太子李瑛素来喜爱结交胡商，尤好西域奇珍，这在长安城里不算秘密。但父亲特意记下这一笔，绝不只是因为一桩寻常的进献。
“少爷，您还没歇息？”
老仆沈福端着一碗热汤站在门口，佝偻的身影被烛光拉得很长。他在沈家伺候了四十年，从沈青书的祖父那辈起就在了。
“福伯，您可记得天德十八年，家里可曾来过胡商？”
沈福放下汤碗，布满皱纹的手在粗布衣襟上擦了擦，浑浊的眼睛望向虚空，像是在打捞沉在记忆深处的碎片。
“天德十八年……那年夏天特别热，老奴记得，七月里确实有个胡人来过，说是从安西都护府那边来的，要见老爷。老爷在书房见了他半个时辰，走的时候脸色不大好。”老人顿了顿，“那胡人高鼻深目，左边眉骨有道疤，说话带着古怪的口音……对了，他腰间挂着一枚铜牌，上面刻的像是个狼头。”
狼头铜牌。
沈青书的心沉了沉。河西一带的商队，用狼头作标识的只有一家——碎叶城的阿史那家族。那是西突厥王族的后裔，在丝绸之路上经营了数十年，据说与朝中几位皇子都有来往。
“后来呢？父亲可曾再提起此人？”
“没有。”沈福摇头，“老爷那阵子心事重重，常一个人在书房待到深夜。有次老奴送茶，听见老爷自言自语，说什么‘长安要起风了’。没过几个月，朝廷就来了人……”
后面的话不必再说。查抄、贬官、流放，一个正四品户部郎中的家，一夜之间树倒猢狲散。母亲变卖了所有首饰才保住这座老宅，却也从此一病不起，拖了三年便去了。
沈青书闭上眼睛。那年他十四岁，还在国子监读书，转眼十二年过去，他已是而立之年，靠着替人抄书写信、偶尔接些私塾的活计勉强度日。父亲的旧案，他暗中查了多年，线索却总在关键处断裂，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早早抹去了所有痕迹。
直到这封信的出现。
“福伯，明日我要去一趟崇仁坊。”
“少爷，”老仆脸上露出担忧，“那地方如今……”
“我知道。”沈青书打断他，声音很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有些事，总要弄明白。”
次日清晨，沈青书换了身半旧的青布长衫，将父亲的信小心折好塞进怀中。临出门前，他从床底拖出一只樟木箱子，打开锁，里面整齐叠放着一套浅绿色官服——从八品监察御史的官服。
这是他三年前考中的官职。同科进士大多放了外任，唯独他被留在御史台，做了个整日整理卷宗的闲差。同年们私下议论，都说是因为他父亲的旧案影响了仕途。沈青书自己清楚，这安排背后另有深意——有人想把他困在长安，困在眼皮子底下。
他抚过官服袖口的獬豸纹，神兽怒目圆睁，象征着法度与公正。可他这三年来翻阅的卷宗里，有多少是真正得以昭雪的冤案？
锁好箱子，沈青书从后门出了宅子。四月长安，柳絮纷飞如雪，西市已是一片喧嚣。胡商的驼队摇着铜铃走过石板路，酒肆旗幡在晨风里招展，卖朝食的摊贩吆喝着新出笼的蒸饼。这座城永远这样热闹，好像什么都不会改变。
崇仁坊在皇城东南，与东市只一街之隔，多是达官显贵的别院私邸。沈青书绕到坊墙西侧，那里有家开了三十年的茶肆，掌柜是个哑巴，但耳朵极灵，坊间大小事没有他不知道的。
茶肆里人不多，沈青书拣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要了一壶最便宜的茶沫。掌柜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过来招呼，手脚麻利地摆上粗陶茶碗。
“小哥，跟你打听个事。”沈青书摸出三文钱放在桌上，“这坊里，可有一位姓阿史那的胡商住过？”
少年眼睛转了转，接过铜钱塞进怀里，压低声音：“客官问的是碎叶城的阿史那家？他们早不在长安啦，天德十九年春天就举家回西域了，宅子一直空着，就在前面巷子尽头那家，朱门铜环的那户。”
“为何突然离开？”
“这就不晓得了。”少年左右看看，声音更低了，“只听说那阵子坊里不太平，夜里常有马蹄声，金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