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陆峥面前。
一米七八的男人。
一百五十斤的体重。
警服上的肩章、胸徽、臂章加起来不到三百克。
但他此刻站在那里。
像一个七岁男孩。
站在1984年3月12日的柳林街口。
看着一个陌生的叔叔把自己推开。
看着那辆失控的卡车撞上那个叔叔的身体。
看着血从那个叔叔的脑后渗出来，在初春还结着薄冰的路面上洇成深红色的一摊。
他蹲下来。
那个叔叔还睁着眼睛。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他凑近去听。
那个叔叔说——
“小峥……”
他在喊自己的孩子。
他在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救了谁。
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家。
陈默站在陆峥面前。
二十八年来第一次。
他把手从身侧抬起来。
抬得很慢。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从家里偷出来的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伸出手时也是这样慢。
“对不起。”他说。
那只手悬在半空。
没有落下。
陆峥看着他。
二十八年前那个跟在他身后捡弹珠的男孩，如今比他高小半个头，肩膀宽得像一堵墙。
但那双手没有变。
虎口有茧，掌心有薄汗。
像那年把玻璃弹珠塞进他手里时一样。
陆峥伸出手。
握住了。
陈默的肩胛骨在他掌心下轻轻震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堵墙慢慢卸下力道。
窗外的天阴了一整天，此刻终于漏下一线薄薄的日光。
斜照进来，落在办公桌上那堆案卷的塑料封皮上，反出细碎的白。
陈默抽回手。
他转身走回窗边，背对着陆峥。
“我爸不是自杀。”他说。
陆峥看着他的背影。
“1987年11月18日晚上，有人来过我家。”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条不需要佐证的事实。
“我妈不记得了。她只记得第二天早上有人来通知，说我爸跳楼了。”
他顿了顿。
“但我记得。”
“那天晚上下了雨，那个人没有打伞，站在楼道里和我爸说话。他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只听见他说了一句话。”
陈默转过身。
他看着陆峥。
“他说：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
“第二天凌晨，”陈默说，“我爸从六号楼天台跳下去了。”
办公室里静了很久。
日光从窗边斜过来，把那道二十八年前的旧疤映成淡金色。
陈默没有再说话。
陆峥也没有。
他们隔着这间堆满案卷的办公室。
隔着1987年11月18日那夜谁也没有看清的脸。
隔着柳林街17号院梧桐树下，两个男孩用铅笔刀刻在树干上的名字——
左边是陆峥。
右边是陈默。
那些字后来被拆掉了。
它们和整条柳林街一起，变成2003年城市规划档案里的一行备注：“已拆迁，原址改建商业综合体。”
但它们没有被忘记。
陈默记得。
陆峥也记得。
“那个人，”陆峥开口，“你后来见过吗？”
陈默没有回答。
他从窗边走过来，重新坐回办公桌后。
拉开右手边第三个抽屉。
取出一只档案袋。
封口是新的，没有拆过。
他把档案袋放在陆峥面前。
“三个月前，”他说，“有人把它寄到刑侦支队。”
陆峥看着那只档案袋。
封面上没有寄件人地址。
只有一行打印体字：
“陈兆年案·补充证据”。
“我没有拆。”陈默说。
他顿了顿。
“我在等你来。”
陆峥拿起档案袋。
封口处贴着的透明胶带在日光下泛着细密的折光。
他用指甲划开封口。
取出里面的东西。
是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黑白照，边角泛黄，拍摄年代至少在三十年以前。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
男人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藏青色中山装，面容清瘦，眉眼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