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排外，自定律法，不遵国法？国家意识淡薄，易于背叛，只知寄生？”朱元璋的声音如同寒铁相击，“这不就是妖言惑众、聚众为乱的根苗吗？历朝历代，白莲教、明教之流，莫不如此！只不过这犹太人，似乎更善于敛财，更懂得钻营！”
当听到犹太人“唯利是图”，操纵金融、大发国难财、甚至参与鸦片输入时，朱元璋眼中杀机毕露：“奸商！蠹虫！比贪官污吏更可恨！贪官污吏刮地皮，还在明处。这等奸商，操纵银钱，无形中吸干民脂民膏，动摇国本！还敢贩毒祸害我中国百姓？该杀！该族诛！”
而“称霸世界”部分，关于犹太人控制美国政要、金融、媒体的描述，让朱元璋在愤怒之余，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警惕。这种威胁，不同于蒙古铁骑的明刀明枪，也不同于倭寇的海上骚扰，而是一种“软刀子割肉”，通过金钱收买权力、通过舆论混淆视听，从内部腐蚀、从上层操控。这比任何外敌都更阴险，更难以防范。
“标儿，老四，你们都听见了？”朱元璋转向朱标和朱棣，语气森然，“这天幕所言，虽为后世之事，然其中道理，古今相通。凡有族群，其教自高，其律自专，不尊王化，不纳国税，唯利是图，聚敛无度者，必为国之巨患！元末天下大乱，盐枭、海商、教门，多有此类身影！我大明立国，绝不容此等势力坐大！”
朱标肃然道：“父皇明鉴。天幕所示犹太人诸般特性，确与历代祸乱之根源有相通之处。其教排外，则难与本土融合，易生冲突；其国意识淡薄，则无忠君爱国之心，易为外敌内应；其唯利是图，则可能为富不仁，盘剥百姓，甚至勾结外洋，损害国利；其若再掌控舆论，则能颠倒黑白，蛊惑人心，其害无穷。我朝当严查境内有无类似之教门、商帮，尤需警惕其与海外勾结。”
朱棣眼中精光闪烁，补充道：“父皇，大哥。儿臣以为，此警示不仅在于内防。那天幕言及犹太人控制西洋强国之政经媒体，此意味着，未来之国与国争，除疆场兵戈之外，更有金融、舆论之暗战。我大明欲长治久安，除内修政理、强兵足食外，亦需未雨绸缪，加强对银钱流通、商贾贸易之监管，防止巨商大贾勾结外洋、操纵市面、危及国本。同时，教化百姓，使其明辨是非，不为虚言妄论所惑，亦是固本之策。对海外来华之西洋人，需严加盘查，凡有传播异端邪说、从事不法勾当者，立即驱逐或严惩。”
朱元璋听罢，重重颔首：“说得好！正是此理！”他猛地转身，对身后文武厉声道：“传咱的旨意！”
“第一，礼部、刑部、都察院，会同各地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给咱彻查境内所有宗教、会社、商帮！凡有不尊朝廷律令、自定规条、聚众传习异端邪说者，无论其名目为何，一律视为邪教，严加取缔！为首者斩，胁从者流！凡有商贾，勾结官府、垄断市利、放印子钱（高利贷）盘剥百姓、或与海外私通违禁货物（尤其鸦片等毒物）者，严惩不贷，抄没家产，主犯处死！”
“第二，户部、工部，加强对铸钱、盐引、茶引、关税之管理。严防奸商巨贾操纵金融、囤积居奇。市舶司对海外来船及商人，需严格勘合，详查货物，登记来历。凡有自称‘犹太人’或行迹可疑之西洋商贩，需重点盘查，记录在案，定期奏报。”
“第三，重申海禁。私人不得擅出海洋，违者重处。但官方可加强对外探查。命沿海卫所及水师，加强巡逻，不仅防倭，亦需留意有无异样船只、人员往来。对琉球、暹罗等藩国，亦需谕令其不得容留、勾结此类可疑族群从事损害大明之活动。”
“第四，教化根本。各级官学、社学，需加强忠君爱国、重义轻利之教导。民间戏文、说书，不得宣扬怪力乱神、唯利是图之内容。务使百姓知礼守法，不为邪说所动。”
“第五，对后世天幕所言犹太人‘称霸世界’之手段，给咱记下来，编入《皇明祖训》附录，警示后世子孙，务必警惕此类以金钱、舆论渗透操控国家之隐形威胁。凡我朱家子孙，需牢记：财可通神，亦可毁国；言能载道，亦能乱邦。不可不察！”
朱元璋的应对，是典型的洪武风格：极度警惕内部不稳定因素，以严刑峻法和强力管控，将任何可能挑战朝廷权威、危害社会稳定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他将犹太人特性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宗教叛乱的因素类比，并扩展到对商业资本和外来影响的严格控制，其核心是维护绝对皇权和国家的高度统一。
北京，永乐朝。
朱棣站在殿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姚广孝、夏原吉、张辅等重臣肃立，皆在消化天幕带来的冲击。与朱元璋主要关注内部威胁不同，朱棣的思维更倾向于战略和外交层面。
“陛下，”夏原吉沉吟道，“天幕所言犹太人诸般特性，若属实，则此族群确为非常之族。其排外不易同化，无国家忠诚，善于敛财乃至操控金融，若再辅以舆论之力……其散居各国而能保持认同，并试图影响所在国政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