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上首先浮现的，是一个概括性的论断：“从犹太人几次大流亡的历史事件看，他们像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有历史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犹太人的四大陋习是他们频繁被驱赶的原因。”
康熙眉头微蹙。“犹太人”？这个称呼他似乎有些印象，来自西洋传教士的零星提及，似乎与“一赐乐业教”（以色列）有关，是西洋诸国中一个信奉特殊古教、散居各处的族群。天幕竟用“过街老鼠”形容，并归因于其“四大陋习”，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与警觉。
天幕详细列出了这四大陋习：
“1.犹太教的排外性：犹太教最大的特点是排外，他们不认同其他宗教，自认为是天选之子，当其他宗教和律法干预到他们时，很容易产生抵触。犹太人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律法，这套律法就是犹太教的规范和标准，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去修改犹太律法。”
康熙目光一凝。宗教排外，自视天选，且自有一套不容国家修改的律法？这触及了他作为统治者的敏感神经。大清境内有回教、喇嘛教、天主教等，朝廷虽予包容，但绝不允许任何宗教凌驾于国法之上，更不容许其教义挑战朝廷权威或煽动族群对立。若真有这样一个族群，其教律自成体系，拒不融入所在国法度，那确实会成为统治的不稳定因素。这与之前天幕批判的“团结史观”试图割裂中华与汉族，似乎有某种内在逻辑的相似——都是试图建立超国家或亚国家的认同体系。
“2.国家意识淡薄：基于犹太教的排外性，当一个国家出现犹太团体的时候，就意味着国家法律很难约束到他们，这就是犹太人很容易背叛所在国家的原因之一。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看来，犹太人是一些顽固分子，在罗马统治时期，犹太人其实得到了很大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依然抱着复国的想法，打心底里并不认同所属的非犹太教国家……在他们的观念里，犹太教义高于国家的概念，国家没有了还可以继续寄生到其他地方，但是教义不能丢！”
“国家意识淡薄”、“容易背叛”、“复国想法”、“寄生”……这些词汇让康熙感到一阵寒意。作为皇帝，他最看重臣民的忠诚。八旗是他的根本，汉臣亦需效忠大清。若一个族群从根本上就不认同所在国家，只视其为暂时寄居之地，时刻想着复建自己的故国，那其忠诚度确实堪疑。这与洪承畴、吴三桂等“武臣”的背叛性质似乎不同，后者是个人或集团在王朝更替时的政治选择，而前者是一种基于族群宗教的、普遍性的、超越王朝的国家认同缺失。这种“寄生”性，若与财富和知识结合，其潜在危害可能更大。
“3.唯利是图：犹太人确实懂得很多经商之道……《塔木德》通篇都在灌输一种投机取巧的财富观，教人如何利用各种资源人为制造需求、垄断市场从而达到搜刮民脂的目的。二战前期的德国经济一塌糊涂，很大原因就是犹太人垄断了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他们到处放高利贷、大发国难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财团通过操纵汇市让德国马克大幅度贬值，以此来收割德国老百姓的财富……那里有战乱，那里就有犹太人的生意，大发国难财成了他们发迹的不二选择，晚清时期的鸦片输入也少不了犹太人的身影！”
看到“晚清时期的鸦片输入也少不了犹太人的身影”，康熙的瞳孔骤然收缩。鸦片之害，他虽未亲见其巅峰，但已从传教士和商人口中有所耳闻，深知其为祸之烈。若此等毒物输入，竟有这“犹太人”在背后推波助澜，以国难牟利，其心可诛！而操纵汇市、垄断资源、大发战争财、国难财的描述，更勾勒出一幅冷酷、贪婪、毫无道德底线的逐利者画像。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康熙并非完全轻视商业，但强调“义利之辨”。若有一种商业哲学，纯粹以投机巧取、垄断搜刮为目的，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命脉和黎民生计，那无疑是必须严厉防范和打击的毒瘤。这让他联想到之前天幕提及的“犹太资本集团”与满清勾结的阴谋论，虽然那“血统论”荒诞，但若犹太资本确有如此唯利是图、操控金融的特性，其与任何腐朽政权勾结牟利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4.忘恩负义：1947年犹太难民来到巴勒斯坦，打出横幅：德国人摧毁了我们的梦想和家园，你们不要摧毁我们的希望。巴勒斯坦怀着同情心接纳了犹太人，但是在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犹太人复国的以色列却将巴勒斯坦蚕食得所剩无几，还大言不惭的搬出2000年前的历史为依据，给侵略巴勒斯坦找借口，典型的农夫与蛇。”
“忘恩负义”、“农夫与蛇”。康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