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补充道：“陛下，臣以为，后世抗战之精神，尤其是各省军民视死如归之气概，当载入史册，广为传颂，以激励后世，凝聚民心。同时，其‘用命换子弹’之惨痛教训，亦需深刻铭记，作为治国理政之镜鉴。可命史官详加记录，并令百官学习反思，思考如何使我大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何使百姓永免于那般惨烈之战祸。”
李世民听罢，深深叹息：“诸卿之议，皆老成谋国，仁者之心。朕观此战，既感佩于先民之英勇不屈，亦痛心于牺牲之巨。为君者，上承天命，下抚万民，责任重于泰山。我大唐，当以史为鉴，外修武备，内修德政，富民强兵，教化百姓。使国家强盛到无人敢犯，使民心凝聚到无坚不摧。如此，方不负先民之血，不负后世之望。传旨：命史馆将天幕所示抗战之精神与教训，单独整理成篇，附于国史之后，以为永鉴。另，着兵部、工部，就水师建设、火器研发，再拟详细章程呈报。朕要让我大唐，不仅有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雄浑，亦有海疆安宁、百姓安居之稳固。” 李世民的策略，是典型的“内圣外王”思路。他在加强国防和科技的同时，格外强调内政修明、民心凝聚和以史为鉴，追求一种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强大，旨在从根本上避免国家陷入后世那种绝境。
开元年间，李隆基的反应则复杂许多，最初的漠然被一种后怕和隐约的愧疚取代。
“三千五百万……十室九空，不过如此吧？”李隆基推开怀中的杨玉环，走到窗前，望着夜空，神色变幻，“我大唐如今开元盛世，物阜民丰，四夷来朝……可后世，竟会如此……”
杨玉环依偎过来，柔声道：“三郎，那是后世之事，相隔遥远。我大唐如今强盛无比，安禄山、哥舒翰等边将皆能征善战，四海升平，何须忧心？”
李隆基摇摇头，没有接话。他想起自己近年来沉湎享乐，将政事多委于李林甫、杨国忠，边镇节度使权力日重……“盛世”之下，隐患已生。天幕揭示的那场浩劫，虽然遥远，但其根源——“不对等”、“国力衰微”、“内部不宁”——这些字眼，却像针一样刺着他。他的大唐，真的就固若金汤吗？安禄山……真的就那么可靠吗？
一种不安的情绪，在他心中蔓延。“传旨……令兵部，核查各边镇军备粮储情况，尤其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还有……令沿海州县，加强巡防，留意倭国船只动向。”李隆基最终下达了指令，但这指令带着迟疑和敷衍。他或许意识到了问题，但长期的习惯和眼前的安逸，让他难以做出真正有力的改变。这点微弱的警惕，能否改变“安史之乱”的轨迹？犹未可知。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注意力，终于被那巨大的伤亡数字和惨烈描述，从“风雅”中短暂地拉了出来。
“三千五百万……十室九空，十室九空啊！”赵佶脸色发白，喃喃道，“我大宋如今虽有边患，然远不至如此……这倭寇，竟凶残至此？”
蔡京察言观色，忙道：“官家，此乃后世之事，相隔数百年。我大宋如今虽有辽、夏之扰，然国泰民安，文教鼎盛，非后世可比。且我朝火器亦有发展，如霹雳炮、猛火油柜等，守城有余。只需加强边备，羁縻四夷，自可保江山无虞。”
赵佶稍微安心，但天幕描述的惨状仍在脑中挥之不去。“话虽如此……不可不防。传旨，令沿海市舶司、巡检司，严查倭船，加强海防。另……命军器监，对现有火器，再行改进。” 他的应对，依然是表面文章。加强海防和改进火器，在重文轻武、体制僵化的北宋末年，很难得到有效执行。他的主要精力，很快又会回到艮岳的奇石和翰林院的画作上。
而在黄州，苏轼的感慨，则充满了对生命价值的深沉叩问与对民族精神的悲悯赞颂。
“三千五百万……岂止是数字？那是三千五百万个鲜活的生命，三千五百万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三千五百万次日出日落的中断。”苏轼望着东去的江水，神色悲戚，“‘伤时拭血，死后裹身’……一面死字旗，道尽了慷慨与悲凉。川人、湘人、秦人、豫人、粤人、桂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份同仇敌忾，这份视死如归，正是我华夏文明历经劫难而不倒的根脉所在。”
“然，牺牲如此之巨，终究是文明之痛，民族之殇。”他继续道，“‘用命换子弹’，五字血泪。落后，便要挨打，便要付出远超敌人的代价。后世建国后，汲此教训，拼命自强，搞全产业链，搞三线建设，乃至今日攻克各种难关，皆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不再让子孙经历那般惨痛。此志此念，可敬可佩。”
“读史至此，岂能仅作旁观之叹？”苏轼长叹一声，“为政者，当思如何富国强兵，使民有恒产，士有气节，工有巧技，商通有无。使国家强盛到足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