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如期而至，凝聚成幕。这一次，开篇的文字不再有之前的激烈情绪，而是以一种近乎史书奏章的平实口吻，开始叙述一项具体的政策——柳条边。
“清代柳条边是清王朝为保护其‘发祥满洲重地’和垄断东北特经济贸易利益所置定的封禁界限……”
康熙的目光微微一凝。柳条边，他太熟悉了。从顺治年间开始断续修建，到他亲政后最终完善，这道“插柳结绳”的边墙，是他亲自下旨巩固并严格执行的政策。其目的，天幕开头就点明了：保护“龙兴之地”，垄断人参、貂皮等特产利益，划分行政区域，防止蒙汉结合，保持满洲“国语骑射”之本色。
看到自己的统治模式被简要概括——汉地行省、东北军管（将军制）、蒙藏维半羁縻——康熙心中并无波澜，这是事实。但当天幕开始详细描述柳条边政策从顺治年间鼓励移民开垦，到康熙七年（1668年）他下令“设立柳条边墙，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的转变时，他的手指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
“考虑到南明政权已被剿灭，而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眼下却涌入了大量的汉人，为了保持自身民族独特性，防止东北地区满、汉民众矛盾……”
天幕点出了他当时下决心封禁的深层考量。是的，南明覆灭，天下初定，但关内汉人如潮水般涌入关外，开垦那片被视为满洲根本的沃土。朝廷最初鼓励，是为了恢复生产，充实根本。但当汉人数量增多，势力蔓延，一种源于统治族群本能的警惕和不安便占据了上风。那片“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国家根本重地”，岂能任由汉人垦殖，反客为主？必须划出界限，必须保持满洲在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性和独特性，必须将最珍贵的特产资源牢牢掌控在旗人手中。这是他，爱新觉罗·玄烨，作为满洲皇帝，必须为族群长远计而做出的决策。哪怕这决策，意味着要将那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封锁起来，限制其发展。
“康熙帝还命户部郎中郑都等人协调盛京户部侍郎和奉天府府尹，亲自前往奉天，详细查访旗人田亩……重新规划了旗人田地界线……”
看到这里，康熙微微颔首。他记得此事，他并非一味粗暴封禁，也曾试图厘清旗民地界，避免争端，妥善安置已迁入的汉民。在他看来，这是仁政，是精细化管理。然而，天幕随后的评价，却让他眉头皱起。
“在清廷统治者看来，东北无疑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之地……一旦汉人百姓的开发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清廷统治者认为汉人势力危及到满足在东北的长久利益，则清廷必然会采取措施限制汉人百姓的活动，保护东北的旗人，保护其根本利益。”
这话直指核心，点明柳条边的本质是维护满洲特权阶层在“龙兴之地”的垄断利益，是一种基于民族畛域的隔离和封锁政策。这让他感到些许不适，但尚在可接受范围。为君者，尤其是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君，优先考虑根本之地的稳固和根本之族的利益，在他看来并无大错。
接着，天幕叙述乾隆年间，因关内八旗生计日蹙，又有人提议迁移京旗回东北充实根本，同时严厉稽查人参、貂皮走私，最终促使乾隆下决心彻底封禁。看到乾隆那些考虑——“垄断关东资源”、“维护关外旗人生计”、“保持满洲本色‘国语骑射’”、“防止汉、蒙结合”——康熙心中默然。这孙子考虑得更周全，也更严厉，但思路一脉相承。保护根本之地，维护根本之族，垄断根本之利。
然而，当光幕展示柳条边的具体构造——“插柳结绳”、挖壕筑堤、设门驻防，并描述“闯关东”的流民如何冒着被缉拿治罪的风险，或渡海，或翻边，前赴后继涌入关外时，康熙的心绪起了微妙变化。他看到“康熙五十一年，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到10多万人”，“乾隆四十一年，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总计达到180万人”。这些数字，触目惊心。他下达了封禁令，设置了柳条边，派了守军，但关内百姓为求活路，依然如洪水般“闯”了进来。那道边墙，似乎并未能完全阻挡住求生的本能。
“关内粮荒十分严重，下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拼死逃到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成了华北下层流民的重要目标。”
康熙想起自己南巡时见过的民生多艰，想起各地报上的灾荒奏折。他知道百姓苦，但从未如此具体地将这份“苦”，与“闯关东”的决绝，以及自己那道“永行禁止”的谕旨如此直接地联系起来。他的封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成了将这些挣扎求生的百姓推向更危险境地的推手之一？
光幕继续描述封禁下的东北治理：发配罪犯为“披甲奴”，垄断貂皮人参贸易。“披甲奴”中有些文人还能教书行医，有些庄丁生活甚至好过关内；貂皮贸易带来了“楚勒罕”市场的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