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本，是十七本。从万历四十五年到崇祯九年，二十三年间的延安府钱粮收支，全在这儿了。纸页泛黄，墨迹深浅不一，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洞。
冯友德翻到崇祯七年那本，手指顺着条目往下移，脸色越来越白。
“七月收秋粮……八万四千石。”他念出声。
翻到下一页：“入库……五万石。”
再下一页有个小注：“杨抚台提军粮一万五千石，张知府支‘公务粮’八千石，各级官吏‘补贴’七千石，余五百石霉变亏空。”
“这还只是明账。”石头又从下面抽出本黑皮簿子，“这是库吏私记的暗账。”
暗账更惊人：
崇祯六年，朝廷拨赈灾银三万两。明账记“全数购粮施粥”，暗账却写：“实购粮耗银一万两，余二万两，杨鹤分八千，张知府分五千，其余官吏分七千。”
崇祯八年，加征“剿饷”五万两。暗账：“实收六万两（多征一万），解送省库三万，余三万两……名单太长，念不过来。”
最离谱的是崇祯九年——也就是今年。朝廷为防陕北民变，特拨“安抚银”十万两。暗账只有一行字：“银未出西安即被截留，各级分润。至延安府时，仅余三千两充样。”
“三千两？！”陈元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十万两变三千？他们怎么敢？！”
翻山鹞冷笑：“怎么不敢？天高皇帝远，百姓如草芥。上下其手，官官相护，这银子从京城到省城、从省城到府城、从府城到县衙，过一道手刮一层皮——到百姓手里，能剩个铜板就不错了。”
孙寡妇指着另一条账目：“你们看这个——‘人丁税’。崇祯七年，延安府在册人丁八万四千。可同年修城墙征夫，名册上竟有十二万人！多出来的三万多丁，税银去哪儿了？”
王五不懂账，但懂杀人：“这帮狗官，该杀！”
李根柱一直沉默地翻着。他看的不只是数字，是数字背后的人命。
一石粮，是一个三口之家两个月的口粮。
一两银，是一个佃农半年的血汗。
十万两银……能救多少快饿死的人？
“清点完了吗？”他问石头。
“才清了三成。”石头声音发哑，“就这三成，已经查出……贪墨粮十八万石，银四十五万两。这还只是延安府一地的账。”
冯友德老泪纵横：“老夫当年在县学教书，总以为‘贪官污吏’只是戏文里唱的……今日方知，戏文尚不足其万一！”
李根柱合上账册：“把这些账，按年份、项目、经手人，重新誊抄三份。一份存档，一份公示，一份……送到公审大会上。”
“公审？”贺黑虎愣住，“张知府还关着呢，杨鹤跑了，其他狗官也散的散、逃的逃……”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李根柱目光冰冷，“把涉案的胥吏、师爷、库吏、税官，全给我抓来。凡账上有名的，一个不漏。”
他顿了顿：“还有，贴出告示：凡有被这些贪官欺压、盘剥的百姓，三日后可到府衙前当众申冤。让他们对着账册说——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记下来，刻在碑上。”
命令一下，全城震动。
侯七的暗桩和女兵队一起出动，按账册名单拿人。一天之内，抓了三十七个胥吏、八个师爷、五个库吏，甚至还有个致仕在家的前任通判——账上记他分过三千两。
这些人起初还嘴硬：
“无凭无据，怎可乱抓良民！”
“我等皆是奉上命行事！”
直到冯友德把暗账摊在他们面前，一条条念：
“王师爷，崇祯八年九月，你经手火耗银五百两，私吞二百两——可有此事？”
“赵库吏，七年春粮入库，你以‘鼠耗’为名，每石克扣三升，三年共计贪粮八百石——认不认？”
人证物证俱在，一个个瘫软如泥。
最戏剧性的是抓那个前任刘通判。老头已七十有二，须发皆白，被从豪宅里请出来时，还端着架子：“本官致仕多年，尔等安敢……”
侯七直接把暗账拍在他面前：“崇祯五年，你以‘修文庙’之名，募银两千两，实修花费不足三百两。余银何在？”
刘通判看着账册上自己亲笔签押，手一抖，拐杖落地。
全城百姓则沸腾了。告示贴出后，府衙前排起了长队——不是领粮，是登记申冤。
一个寡妇捧着件血衣：“俺男人为欠税三钱银子，被税吏活活打死……”
一个老汉抱着破碗：“他们说俺家丁口多了，要加税，把最后一头驴拉走了……”
还有个十岁孩子，举着张发黄的卖身契：“俺姐顶债被卖，才卖了三两银……”
春妮带着文书生们，从早记到晚。眼泪把墨迹都晕开了。
第三日清晨，府衙前搭起了三尺高台。台上堆着十七本账册的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