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子厚厚一沓，封面上用朱笔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北山义军控制区总录户数：两千一百四十七户 人口：一万零八百六十三口 田亩：新垦三千四百二十亩，熟田五千八百亩 存粮：两千七百石
李根柱接过册子，翻了几页，眉头渐渐锁紧。
一万多人。
之前，他手下只有八百战兵；现在，他要管一万多人的吃喝拉撒。
“粮食最多撑到开春，”陈元声音发干，“这还是按每日每人半斤的最低口粮算。若是正常劳作，需一斤，那……只够两个月。”
“开荒呢？”李根柱问。
“冬土冻硬，开不了荒。就算能开，新垦地第一年收成微薄，远水解不了近渴。”
屋里沉默。
这还只是粮食问题。
王五接着汇报军务：“两千三百民兵，分散在七处要地。兵器不足，三成用的还是农具。训练更成问题——农忙时要干活，农闲时天寒地冻，练不了几下。真打起来，能顶事的……不会超过五百人。”
孙寡妇说的是治安：“这几日，鹰嘴崖和黄草岭各出了一起劫案。都是新投奔的流民，饿急了，抢同村人的存粮。按军纪该斩，可……人太多了，今天斩两个，明天又出三个。”
最头疼的是贺黑虎报上来的事：老君山那边，两个村子为了争一处水源，差点械斗。他去调解，两边都不服——“你们义军不是说公平吗？那你说说，这水该怎么分？”
翻山鹞倒没说话，但他那份文书上，列了十三条“亟待解决事项”，从“工匠营铁料短缺”到“伤兵医药匮乏”，条条都是难题。
李根柱揉了揉太阳穴。
打仗时，目标明确——活下来，打赢。现在仗打完了，要建设了，才发现千头万绪，处处是坑。
“先解决最急的。”他放下册子，“第一，粮食。从今日起，所有非必要劳作暂停，口粮减至每日四两。老人、孩子、孕妇可领六两。”
陈元记录。
“第二，治安。成立巡查处，孙营正兼管。凡抢劫、偷盗、伤人者，初犯劳役，再犯逐出，三犯……斩。”
孙寡妇点头。
“第三，民兵训练改在午后，每日一个时辰。内容简化：队列、听令、简单合击。兵器不足的，先用木枪。”
王五领命。
“第四，”李根柱看向陈元，“你拟个《北山民事暂行条例》，把分田、用水、纠纷调解这些事，一条条写清楚。写好了，各村选识字的人来学，回去宣讲。”
陈元苦笑：“司正，咱们现在……连纸都不够。”
“木板刻，石壁刻，口头传。”李根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会议散了，各人去忙。
李根柱独自走到鹰嘴崖的崖边。从这里望下去，山谷里新建的村落星星点点，炊烟袅袅。远处，有民兵在训练，口号声隐约可闻。
一万多人。
每个人的吃喝，每个人的冷暖，每个人的安危，现在都压在他肩上。
他忽然想起穿越前，在车企当管理时，带十几个人都觉得累。现在……一万多人。
“司正。”身后传来声音，是赵四。
这个独眼彪的旧部，现在管着鹰嘴崖的巡查处。他肩上伤好了，但留了道疤。
“有事？”李根柱问。
赵四犹豫了一下：“今早巡山，抓到三个私藏粮食的。是黄草岭来的流民，说怕冬天断粮，藏了二十斤麦子。”
“按条例办。”
“按条例……该劳役三日。”赵四顿了顿，“可他们家里有老娘，有孩子。罚了劳役，地谁种？粮谁挣？”
李根柱沉默。
这就是管理一万多人和管理几百人的区别——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个决定都牵扯无数活生生的命运。
“这样吧，”良久，他开口，“粮食充公，劳役暂记。告诉他们：若一个月内不再犯，劳役可免。若再犯，两罪并罚。”
赵四眼睛一亮：“谢司正！”
他转身要走，又被叫住。
“赵四，”李根柱看着远处，“你说……咱们这么做，能成吗？”
赵四愣住。他挠挠头，想了半天，憋出一句：“司正，我不知道能不能成。但我知道，要不是您，我早就死在吴堡了。现在我能吃饱，有地种，老娘有住处——这比以前强多了。”
他说完，憨憨一笑，走了。
李根柱站在崖边，山风吹得他衣袂飞扬。
是啊，比以前强多了。
可要维持这“强多了”，要让它变得“更好”，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傍晚时分，侯七匆匆回来，带回一个坏消息。
“司正，南边几个州县，旱情更重了。延安府城外，已经聚了上千流民。官府不开仓，还驱赶……估计用不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