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得最凶的是战兵队和民政口的人。
战兵队的代表是刘大锤，他粗着嗓子说：“咱们当兵的脑袋别裤腰带上打仗，地里的收成是不是该少交点？要我说，战兵交三成，后勤交四成，家属交五成，公道！”
“公什么道？”陈元难得拍了桌子，“没后勤队打制兵器、缝补衣裳，你们拿木棍打仗？没家属种地送粮，你们喝西北风？”
孙寡妇坐在中间，眉头拧成了疙瘩。她现在是营正，管军，可自家也分了口份田——这账怎么算？
王五比较实际：“先算总账。咱们现在八百战兵，两千多口人（包括绥德州安置的），明年开春能种的地大概一千五百亩。一亩地年景好打两石粟米，全收上来也就三千石。”
他顿了顿：“八百战兵，一人一天一斤粮，一年就要三百石。这还不算战马、工匠、伤员、学堂……全加起来，至少需要两千石才够周转。”
“那就收两千石！”刘大锤接口。
“收你个头！”周木匠瞪他，“三千石全收上来，百姓吃什么？喝风？”
李凌拿出本账册：“学生查过《大明会典》。洪武年间定制，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三升三合。咱们这是新垦荒田，按理该免税三年……”
“免三年？”刘大锤跳起来，“那咱们吃啥？啃树皮？”
“听我说完，”李凌不慌不忙，“但那是太平年景。如今咱们养着兵，情况特殊。学生以为，可折中——亩税一斗，约收一成五。”
“一成五太少！”刘大锤嚷。
“两成！”有人喊。
“三成！”另一个人叫。
议事堂里吵成一锅粥。
狗剩和石头趴在窗外偷听——他俩现在常干这事儿，美其名曰“学习议事”。
“收三成是不是太多了？”狗剩小声说，“咱家那两亩地，要是打四石粮，交一石二，就剩二石八了……”
石头比他懂些：“可不多收点，兵没饭吃，仗打不赢，地也保不住。”
屋里，陈元提出个新问题：“怎么收？按亩收还是按户收？地有肥瘦，产量不同。肥地收三成和瘦地收三成，公平吗？”
这下更乱了。
有人说按产量浮动收——可产量怎么估？难道秋收时派官站田头盯着？
有人说按等级收——把地分上中下三等，定不同税率。可谁来分等？分了等会不会有人贿赂分等的官？
还有人说干脆按人头收，一人交多少粮，简单。马上有人反驳：光棍汉和十口之家能一样？
吵到中午，没结果。
李根柱一直没说话，听着，记着。等大家都吵累了，他才开口：“先吃饭。饭后各房把意见写成条陈，明日再议。”
散会后，孙寡妇没走。
“你怎么看？”她问李根柱。
“难。”李根柱吐出一个字，“收多了，民怨；收少了，军乱。这个度，不好拿捏。”
“刘大锤说得也有理，”孙寡妇说，“当兵的确实卖命。”
“陈元说得就没理吗？”李根柱反问，“没百姓种地，当兵的卖命给谁看？”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山坡上那些新开的地：“咱们现在就像走钢丝。一头是兵，一头是民。偏了哪头，都得摔下去。”
下午，各房的条陈送来了。
军务房主张“战兵减赋，余者均摊”。民政房主张“按地产量浮动收，贫地少收，肥地多收”。工房和粮房比较务实，算了笔细账：维持最低运转需要多少，百姓最低口粮需要多少，中间的差额就是能收的税。
数字很残酷：要想不饿死人，最多只能收总产量的两成。
“两成……”李根柱看着那个数字，沉思良久。
夜里，他独自爬上北坡。月光下，山谷里一片寂静，只有溪水潺潺。
陈元不知何时也上来了，站在他身边。
“司正，”陈元轻声说，“学生今日翻书，读到一句：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大学》里的，”李根柱说，“我知道。”
“咱们现在，就是在聚和散之间找平衡。”陈元说，“收多了税，聚了财，散了民心。收少了，散了财，但……能聚民心。”
李根柱没接话。
他想起穿越前读过的那些历史——明末为什么亡？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祸：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把百姓最后一滴血榨干。活不下去，才造反。
现在，他站到了收税的这一边。
“陈元，”他突然问，“你说，要是咱们只收一成税，会怎样？”
陈元愣了：“一成？那……军粮肯定不够。”
“不够的部分，从哪儿来？”李根柱自问自答，“从缴获来，从开矿来，从贸易来。总之，不能全压在种地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