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根柱心脏狂跳，血液冲上头顶，但他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不能直接动手。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压下拼命的冲动，改用一种极其压抑、却带着锋利棱角的语气说道：

    “里长老爷，您说这是执行公务？敢问，朝廷哪条王法规定，可以强抢农户最后的种粮？刁书办说的是缴纳钱粮，可没说要断人生路，绝人宗祠！这袋种子若是没了，明年我们全家饿死事小，可这一甲的钱粮份额，岂不是永远都缺了一角？到时候上官追查下来，里长老爷您，又该如何交代？”

    他没有哭诉哀求，而是直接抓住了两个关键点：一是“种粮”的特殊性，抢种粮等于杀鸡取卵，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二是将李家的存亡与胡里长的“政绩”捆绑起来暗示威胁——李家死绝了，他胡里长也未必好过！

    这话一出，胡里长和甲首都愣了一下。他们习惯了农民的愚昧和顺从，没料到这个平时闷不吭声的小子，在这种时候竟然能说出如此条理清晰、甚至带着点威胁意味的话来！

    冲突，在这一刻，出现了微妙的凝滞。李根柱不再是被待宰的羔羊，他站了出来，试图用语言和智慧，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周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