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避让，也可能被认为未尽到保持安全距离的注意义务。

    第二，原因力交织性。

    双方的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行人的突然转身，是直接诱因。

    姚大爷作为四级盲残，未达到认定盲人标准，需要承担观察义务。

    在此情况下，姚大爷未能有效避让，也是导致碰撞发生的因素之一。

    两者相互作用，才造成了行人摔倒受伤的结果。

    第三，责任可量化性。

    法庭可以根据双方过错行为的性质、程度以及对损害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进行责任的划分。

    一审法院判决姚大爷承担70%的责任，正是基于对这些过错因素的量化评估。

    虽然在情理上让人难以接受，但在法理层面，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谁让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呢？

    冰冷，且不近人情。

    张伟沉吟片刻。

    如果硬要打这个二审，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

    突破口，就在于《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二十二条！

    该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毁无障碍设施，不得擅自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

    盲道，正是为保障视力残疾人安全、便捷出行而设置的无障碍设施。

    它承载的，是视力残疾者能够安心通行的法律保障。

    那个正常行走的男人，在盲道上突然急转身，实质上就是一种“擅自改变盲道用途”的行为。

    他将原本专属于盲人安全通行的道路，变成了自己可以随意转向、不顾后果的“普通路段”。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盲道的使用规则，更直接增加了姚大爷这种视力残疾人士的通行风险。

    可以大胆主张，正是对方这种改变盲道使用用途的过错行为，才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他的过错，远大于姚大爷在视力受限情况下，未能“及时避让”的所谓过错。

    张伟脑中飞速盘算着。

    但是，他也清楚，这种案件，法理的天平往往会不自觉地向“结果更严重”的一方，也就是受伤的一方倾斜。

    虽然在常理认知中，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者，无疑是弱势群体。

    可是在法庭上，那个摔倒受伤，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和各项费用单据的行人，在法官眼中，可能就成了需要“优先保护”的受害者。

    打二审，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彻底翻案，判姚大爷无责。

    从法理上看，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并非天方夜谭。

    但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更大概率的结果，是二审法院对责任比例进行重新划分。

    比如，将姚大爷的主责，改为次责，甚至同等责任。

    这样一来，赔偿金额确实能减少一部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个案子的总赔偿金额是两万六千元。

    即便责任比例大幅降低，比如从70%降到30%，姚大爷也还需要支付近一万两千元。

    少赔的这一万多块，能覆盖律师费吗？

    还有姚大爷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呢？

    这笔账算下来，对姚大爷而言，未必划算。

    张伟的眉头，锁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