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合作，让乔治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保守估计，那些沿着莱茵河转运的货物，给他带来的净利至少相当于几十万枚银币。在当下的欧洲，这笔钱足以让一个家族跻身富裕阶层。

    但乔治很聪明——或者说，很识趣——他没有追求封地或爵位。他知道在杨家庄园的规则下，土地是生存之本，不会允许私人大量持有。所以他的钱都转化成了不动产和流动资产。那座宅子是外城最好的建筑之一，仅此于杨家的石楼；仓库里囤积着各种紧俏物资，从羊毛到药材，都是为贸易恢复做准备。

    影响力方面，乔治主要在商业领域。他在莱茵河中游的商人圈里有名气，在沙夫豪森一带说话有人听，熟悉各处的税官和码头管事。但在真正的权力场——那些伯爵城堡和主教议事厅——他依然只是个有钱的商人。这种定位反而安全。杨亮知道太多一夜暴富的商人想要挤进贵族阶层，最后要么被吞得骨头不剩，要么在政治漩涡里翻船。

    忠诚度则建立在稳固的利益计算上。乔治的家族和财富都在盛京，只有这里继续繁荣稳定，他的一切才有保障。所以他积极融入——送孩子进学堂学汉语，妻子参与妇女互助会，自己给学堂捐钱扩建学堂，还主动协助调解过几次商人间的纠纷。

    他不是“自己人”，但已经是最近的“外人”。杨亮记得三年前，乔治的一个远亲卷入某地领主的债务纠纷，跑来求助。乔治只给了一袋钱和一句话：“回你的地方去解决，别把麻烦带到盛京。”后来听说那人再没出现过。这种决断，是一般商人没有的。

    正因如此，乔治现在的焦虑才更值得重视。他不是那种会为“商路断绝”这种抽象概念失眠的人。他急着出去，一定有更具体的盘算。杨亮推测，首先是要确认沙夫豪森的存货和人员状况。那里有他这些年囤积的、准备沿莱茵河转运的最后一批精品——那些板甲和武器如果还在，价值数万；如果没了，损失惨重。其次是要探查疫情真实情况。

    乔治的商业嗅觉告诉他，大灾之后必有大机。如果瘟疫真的开始消退，谁先恢复贸易，谁就能抢占莱茵河沿岸的市场空白。他需要第一手信息来判断时机。再者，可能也是在为家族留后路。虽然把家安在盛京，但一个精明的商人永远不会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出去看看，也许是在评估是否需要重新在沙夫豪森加强据点。

    杨亮理解这些，甚至欣赏这种未雨绸缪。他自己不也在做类似的事吗？开垦牧草谷、储备粮食、完善防疫、加速技术积累……都是在为“最坏情况”做准备。

    而同意乔治出去，除了安抚这个重要伙伴，杨亮也有自己的考量。盛京现在像个被蒙住眼睛的人。林登霍夫伯爵那边的消息太局部，而且伯爵自己也是被困状态。沙夫豪森作为莱茵河上的重要中转站，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流——哪怕现在信息流近乎干涸，残存的一点点也比如今的完全黑暗强。

    这是一次试探，如果连乔治这样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商队都出不去或回不来，那说明外面真的还极度危险，盛京就需要继续深挖洞、广积粮。如果能顺利往返，就意味着可以开始谨慎地恢复最低限度的外部接触。同时，乔治也是盛京与莱茵河贸易网的活纽带。这根纽带断了太久，需要有人去轻轻拉一下，看看另一头是否还在。

    想到这，杨亮忽然意识到，自己同意乔治出去，其实也是在测试一个假设：这场瘟疫，是否真的到了由盛转衰的拐点？从常理推断，如此长时间的全面停滞，意味着传播链已经因为人口大规模隔离或死亡而被极大削弱。如果沙夫豪森这样的交通枢纽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那么瘟疫消退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但“常理”在这个中世纪世界是否适用？杨亮没有把握。

    窗外的日头又高了些。杨亮收回思绪，重新摊开春耕方案。无论乔治半个月后带回来什么消息，今年的庄稼必须种好，新开的五十亩地必须管好，学堂里那二百多个孩子必须教好。

    他提起炭笔，在方案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沉稳有力，像这座在瘟疫中默默生长了二十九年的山谷一样，不急不躁，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远处的工坊区传来锻锤试运行的闷响——那是开春后第一次点火，声音比去年冬天清脆了些。杨亮侧耳听了听，嘴角微微上扬。

    也许，等乔治从沙夫豪森回来时，盛京的春天就该真正开始了。不是日历上的春天，是那种可以稍微打开门、让外面的风带着消息（而不是瘟疫）吹进来的春天。而他们为这个春天所做的一切准备——那些道路、水塔、陶罐罐头、还有乔治仓库里囤积的货物——都将在那时，显露出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