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转向海默尔和两个儿子：“刀的问题。现在是把镗刀用铁楔子硬敲进一根开槽的铁杆前端，靠摩擦力固定。能不能设计一个带内锥孔或螺纹的刀座，把刀杆尾部也做成对应的锥度或螺纹，拧进去或者敲紧，会不会更牢靠？甚至，刀座本身能不能做成可以微调角度的，以应对不同的加工要求？”
海默尔眼睛一亮，这个想法比硬楔子高明多了。杨保禄则开始思考加工这种带锥度或螺纹的零件，需要先做出什么样的专用工具（比如简易的挑丝刀或锥度规）。杨定军虽然对具体工艺懵懂，却也被这种“用一个零件去控制另一个零件”的思路吸引了。
“还有进给。”杨亮指着那根木芯铁皮的丝杠，“这东西不行。我们得弄一根全铁的、带准确螺纹的丝杠。怎么弄？可以先锻打出一根粗铁棒，然后在它还是红热的时候，用两块带凹槽的硬木像搓绳子一样，初步压出螺纹轮廓，冷却后再用固定的、带刃口的‘板牙’慢慢修整……这需要反复试验，但一旦成功，进给的精度和稳定性就能大大提升。”
他一边说，一边用炭笔在准备好的木板上画着极其简陋的示意图。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都需要反复尝试、失败、调整。但这正是杨亮想要两个儿子看到的——技术进步不是灵光一现，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动手验证，分析失败，持续改进的系统过程。
“保禄，你来协调木料、铁料和人力调配。海默尔，吉斯勒，你们分别牵头刀座-刀杆和传动部件的试制。定军，你跟着两位师傅打下手，多看多问，把每一步遇到的困难和怎么解决的，都记下来。”杨亮分配着任务，“我们不用急，这个冬天能做出一套改进成功的部件，就是胜利。关键不是快，而是每一步都要明白‘为什么’。”
冬日昼短，工坊里炉火通明，锯刨斧凿之声与讨论争执之声交织。改进的过程远比预想艰难。新做的硬木齿轮在高速下依然有轻微震颤；第一个铁制刀座的锥孔加工得歪了，废了；尝试热压螺纹的铁棒不是扭弯了就是螺纹深浅不一……挫折一个接一个。
但杨亮始终在场，不轻易给出答案，而是逼着他们自己琢磨原因。杨保禄从一开始的焦急于耽误其他事务，渐渐沉下心来，开始学习如何为一个跨工坊的小项目调配资源、预估工时、管理试错成本。杨定军手上沾满了油污和木屑，眼睛却越来越亮，他开始明白，一个零件的角度偏了零点几分，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组装件的失效。
室外，寒风呼啸，雪花偶尔飘落。室内，炉火映照着几张专注而沾着汗渍的脸庞。改进一台粗糙的镗床，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杨亮眼中，这正是一场关于“如何系统地思考并解决一个复杂工程问题”的启蒙。他希望，当春天来临，这台镗床能以更高精度、更稳姿态运转时，留在两个儿子脑海里的，不仅仅是改进后的机器，更是那套笨拙却有效的、推动技术向前爬升的思维方法。这，才是他真正想点燃并传递下去的火种。
炉火在镗床旁的锻炉里明灭不定，映照着海默尔专注到近乎狰狞的脸庞，他正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新做的铁制刀座与一根刚淬过火的短刀杆的配合角度。吉斯勒在一旁的木工台前，对着灯光仔细打磨着一副柞木齿轮的齿牙，试图让每一个啮合面都光滑如镜。杨保禄拿着炭笔和木板，记录着海默尔报出的几个尝试失败的锥度数据，眉头紧锁。杨定军则蹲在一边，好奇地看着地上那些被淘汰的、带有各种缺陷的试验零件。
杨亮站在稍远的阴影里，双臂抱胸，目光沉静地扫过这一幕。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木料切削声、低声的讨论与偶尔的叹息，混合着灼热的金属与油脂气味，构成了这间冬日工坊特有的氛围。他的思绪，却随着这嘈杂的节奏，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改进这台老旧的镗床，眼前看是为了加工出更笔直、内壁更光滑的炮管，提升现有火炮的威力与可靠性。那些维京海盗的威胁、林登霍夫伯爵这样的潜在对手、乃至更远方可能存在的强大势力，像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底。在这片土地上，武力是生存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屏障。没有超越时代的武力优势，再繁荣的集市、再丰裕的粮仓，也只不过是引人垂涎的肥肉。他脑中浮现出前膛炮发射时的轰鸣与烟雾，那是他手中目前最有力的“雷霆”。但现在的炮管，依靠老镗床和工匠的手感，质量参差不齐，射程和精度都有很大提升空间。更别说，他心底还藏着一个更遥远、却也更具颠覆性的念头——火枪。那玩意儿对金属加工的精密度要求更高，尤其是枪管。镗床的精度，是通往那个未来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技术门槛。他得提前铺路，哪怕铺得慢，也得方向正确。
然而，比造出更好的炮管更重要的，是“造出”能造出更好炮管的人和思维。他的目光落在两个儿子身上。保禄务实，但思维容易被具体事务困住，缺乏一种跳出眼前、系统规划技术路径的视野。定军有好奇心，但缺乏将好奇转化为系统性探究的耐性与方法。至于海默尔和吉斯勒，他们是好工匠，甚至可以说是庄园里顶好的工匠。他们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