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前天说，”保禄一边刷着油，一边低声开口，声音几乎被齿轮的阴影吞没，“等忙过这阵，明年开春，河水丰沛起来，就教我们造水磨。有了水磨，磨麦子就省力多了，还能考虑弄个水排，给高炉鼓风，说不定能提高炉温。”
诺离别轻轻点头，发梢随着动作掠过保禄正在忙碌的手臂，带来一丝极轻微的痒意，还有一股淡淡的、她用山谷里某种皂角自制的清洁剂的味道。“那真好。”她声音很轻，“到时候，磨坊那边肯定需要人照看。”
就在这时，一阵稚嫩却响亮的啼哭声打破了工坊区相对宁静的氛围。三岁的杨定军，摇摇晃晃地跑过不平整的地面，小脸上挂满了泪珠，举着一个木雕的小马，榫头的地方已经松脱，马头歪向一边。
“哥哥！木马……木马坏了！”小家伙跑到保禄跟前，一把抱住他的腿，哭得委屈极了。
保禄蹲下身，脸上那点因为诺离别而产生的不自然迅速被一种属于兄长的温和取代。他接过那只雕刻得略显粗糙、但看得出十分用心的木马，摸了摸弟弟的头。“别哭，定军，坏了就修好它。”他语气平静，从随身挎着的工具袋里——那里面装着锤子、凿子、几根不同规格的铁钉和一小卷皮绳——取出了一把小巧的木工锤和一根削尖了的硬木钉。
“看好了，定军，”他握着弟弟那只肉乎乎的小手，引导着他，将木钉对准榫眼，“修这种东西，不能直着用力，要这样，斜着一点点敲进去，借着巧劲……”小锤落下，发出“笃笃”的轻响，木钉在巧妙的力道下，缓缓将松脱的榫头重新紧固。
诺离别也蹲了下来，微笑着递过一小罐用鱼鳔熬制的粘合剂。保禄接过，在榫接的缝隙处小心地涂抹了一些。三个人，哥哥、姐姐、弟弟，围蹲在一起，专注地修理着一个微不足道的玩具。暮色将他们的身影拉长，融合在工坊巨大的阴影里，构成一幅在艰难时世中显得格外珍贵的温暖画面。
当木马被修好，马头重新稳稳地立在脖子上时，杨定军立刻破涕为笑，宝贝似的把木马紧紧抱在怀里，另一只手则搂住保禄的脖子不肯松开。保禄无奈又宠溺地拍了拍弟弟的背，抬眼看向诺离别。她也正看着他，嘴角噙着温柔的笑意。两人视线交汇，无需言语，那份共同守护着这份微小幸福的心意已然相通。远处，新筑的水库堤坝在最后一线天光下，像一道沉默的灰色壁垒，守护着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点点滴滴的生机。
……
晨光熹微，山谷里的雾气尚未完全散去，打谷场坚硬平整的地面上已经站了十二个半大的孩子。他们按照年龄排成三列，最小的刚满十岁，站在最前面，努力挺直小小的胸膛，最大的如保禄和诺离别，站在队列旁边。孩子们手持着用直韧的白蜡木削制成的长棍，长度接近成年人的长矛。
保禄站在队列前方，目光扫过每一张被清晨冷空气刺激得微微发红的小脸。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场地上传得很清晰。“今日工坊轮值组，首要任务是彻底检查高炉风箱的皮囊和阀门，有任何细微的破损都要立刻记下来，报到杨大叔那里。狩猎组，出发前再仔细检查一遍随身物品，绳索、藤网、还有我让你们每人随身带的火镰和火绒，一个都不能少。老规矩，巳时之前必须返回，无论有无收获。”
这样的分工和纪律，并非自古如此。是父亲杨亮根据那本纸张泛黄、边角磨损的《民兵训练手册》，结合庄园的实际情况一点点改良出来的。对这些孩子而言，劳动不再是简单的帮工，而是系统的技能学习和组织训练。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知道凭经验和蛮力干活，而是开始学着使用中文记录工作日志，用烧制的炭笔在光滑的杉木板上计算每日的物料消耗和配比。
诺离别带着工坊组的四个孩子走向焦炭窑。她仔细检查着每一块冷却后的焦炭，用手指触摸其断面，观察颜色和孔隙。“三号窑，第三层，靠东侧，”她口述着，旁边一个年纪稍小的女孩立刻用炭笔在木板上记录下来，“气孔均匀细密，断面银灰色泽，硬度合格，评为上品。”这些由杨老夫人亲自教导的、准确而专业的词汇，正逐渐取代庄客们祖辈相传的、模糊而不精确的土话，塑造着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思维方式。
与此同时，在庄园外围的橡树林里，由保禄亲自带领的狩猎组则展现了更多直观的变化。保禄在林间关键的小径和兽道附近，设置了一套简易却有效的预警系统——用浸过桐油的麻绳串联起一些从小件铁器上拆下的铃铛，隐藏在枝叶间，形成了一张看不见的警戒网。这远比老猎户依靠脚印、粪便和折断的树枝来判断野兽踪迹要可靠得多。当陷阱成功捕获一只肥硕的野兔时，孩子们不会只顾着欢呼，而是会有人立刻拿出标准化的木杆秤称重，用刻了度量的木尺记录体长，并将数据带回。
午后的时光是属于“学堂”的。保禄会用削尖的木棍在铺平的沙盘上写下“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