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的目光落在父亲的手上——那双曾经有力而灵巧的手，如今关节肿大，皮肤粗糙，旧伤疤在火光下显出暗沉的色泽。八年艰辛，如同最锋利的刻刀，将这个老人过早地雕刻成了如此模样。
“您本就该多动口，少动手。”杨亮放软了声音劝道，“保禄如今已能独当一面，年轻一辈也渐渐顶事起来了。您保重好身体，将来还要看着孙儿辈成家立业呢。”
杨建国却摇了摇头，笑容里带着点无奈：“说得轻巧。眼瞅着又要张罗几个大工程，我哪里真坐得住？”他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目光投向远处黑暗中那片新开垦田地的方向，“尤其是这地……越来越让人放心不下了。”
老人所忧虑的，正是庄园眼下最紧迫的难题。随着庄园人口渐渐增至四十余口，原本开垦出的耕地已然显得捉襟见肘。更令人忧心的是，那些最初开垦的、据说是罗马时代遗留的老地，在经过连续六年不休不歇的耕种之后，地力明显不如往年。
“起初觉得，烧些草木灰，再挖些河泥肥田，便足够了。”杨建国的语气沉了下来，“如今看来，差得远。今年收上来的麦子，穗头明显比往年间细小了不少，我粗粗估摸，产量跌了恐怕不止两成。”
杨亮神色凝重地点头。他清晰地记得穿越前所知的的历史——瑞士这片土地，在化肥时代来临之前，素以贫瘠着称。山多地少，土层浅薄，酸性又重，养分难以留存。历史上，瑞士男子多以输出雇佣兵为业，其根源正是这贫瘠的土地难以养活全部人口，只得外出卖命，换一口饭吃。活下来，便有军饷粮秣；若死了，自然也一了百了。
阿尔卑斯山谷的深秋，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混合了湿润土壤、腐烂落叶和残余作物根茎的独特气息。杨家庄园刚刚度过了一个忙碌的收获季，但今年的秋收，却在惯常的疲惫之余，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隐忧。即便他们已尽力实施了杨建国带来的轮作知识——豆类与小麦交替种植，试图让土地稍作休养——但在这片天生薄瘠的山地面前，人力所能做的补救，似乎正显得力不从心。即便是靠近河岸、最为肥沃的那几块地，在经过连续六年的索取后，也露出了疲态：麦株稀疏，豆荚瘪小，作物的长势一年黯淡过一年。
“这地的底子，太虚了。”在一次家庭聚议时，杨建国曾忧心忡忡地打过一个比方，“就像个先天不足的病人，你用些温补的汤药，它能稍稍见好，但底子亏空太大，终究难以为继。”他们尝试了所有已知的办法：焚烧荒草取得草木灰，挖掘河底淤泥，甚至尝试过小范围的烧荒，但效果要么不显，要么难以持久。
转机，恰恰出现在杨亮外出的这两个月里。随着庄园人口和饲养的牲畜数量稳步增加，每日产生的粪污已然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杨建国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动员起庄园里所有的人手，开始了一场针对土地肥力的全力攻坚。
首要改造的是污物处理系统。杨建国琢磨出了一套新的厕所制式，采用双坑交替使用之法，既洁净便利，更利于收集人畜粪尿。所有收集来的粪肥，混上牲畜棚厩里起出的垫草肥泥，再掺入日常清扫集中的植物碎屑残渣，一并送入新挖建的数个发酵坑中。
这些发酵坑的营造颇费了些心思：坑底和四壁都用就近开采的薄石板垒砌抹缝，以防肥力随水流失；坑口则覆盖着厚厚的、可以挪动的草编垫子，既保温和，又透气。杨建国还特意吩咐人在拌料时加入一定比例的草木灰和干河泥，说是能调节火性，助其腐熟。他虽无法精确知道碳氮比的概念，但多年的经验让他模糊地摸到了门道。
两个多月的精心照管和等待没有白费。当杨亮归来时，第一批堆积沤制的肥料已然腐熟透彻，变成了近乎黑色的疏松肥土，散发出一股肥沃土地特有的、并不难闻的腐殖气息。
“时候赶得正好。”杨建国指着那堆成小丘般的肥堆对儿子说，“这些好家伙，眼看就能上到那六七公顷的主粮地里去。等到来年春麦下种，地力怎么也能恢复个五六成。”
然而，这还只是日常该做的功夫。在杨建国心里，还盘桓着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修筑一座小水坝，拦蓄河水形成水库。这个念头，出于两层考量：一是借清淤之机，将河底沉积了不知多少年的肥沃淤泥挖出来，覆盖到另外三四公顷预备播种冬小麦的田地上；二是为来年开春后扩展灌溉渠网做准备，以求在阿尔卑斯山变幻无常的雨水季节里，能多一份把握。
“人口一张再张，吃饭的嘴越来越多，粮食大事，一刻也松懈不得。”杨建国在几次与杨亮和保禄等核心人手商议时，反复强调这一点，“虽说乔治神父那边能周转些麦子，但把自己的肚皮完全系在别人的粮袋上，终究不是长远之计。”
阿尔卑斯山区的天气，向来是孩儿脸，说变就变。每年的雨水落得极不匀停——有些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