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营地的烟火气和朗朗或含糊的跟读声中悄然滑过。杨亮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或是打磨新做的石箭头，或是加固栅栏——一边也在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那个意外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的灵性，着实让杨亮有些惊讶。她媳妇和老娘在灶台边、火塘旁，一边揉面、缝补，一边随口教她的那些词儿—— “火”、“碗”、“饼”、“奶奶”、“婶婶”、“哥哥”——她竟像块小海绵似的，听几遍就能咿咿呀呀地模仿出来，发音虽带着怪腔调，意思却八九不离十。连他那调皮捣蛋的儿子杨保禄，在“教”妹妹（保禄自己封的）时，胡乱比划着喊“跑！”、“追！”，她也能眨巴着大眼睛，咯咯笑着跟着学，那份机灵劲儿藏都藏不住。
更让杨亮留意的，是这小姑娘对他们“家当”的反应。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里，好奇的光芒越来越盛。当杨亮媳妇拿出那个光洁锃亮的不锈钢小锅煮汤时；当杨建国掏出瑞士军刀削木头，寒光闪闪的小工具咔哒弹出来时；甚至当杨亮自己摊开那个轻便保暖的羽绒睡袋——小姑娘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她会微微歪着头，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用指尖飞快地碰一下那冰凉的金属锅沿，或者轻轻抚摸睡袋表面那层光滑的“布料”，小小的眉头困惑地蹙起。她能感觉到这些东西的不同寻常，那份触感和视觉上的陌生感，与她在“以前”的世界里接触过的任何物件都格格不入。但不同于最初的惊吓和麻木，现在的她，眼神里更多的是不解和探究，像是在努力消化这些超出她认知的“怪东西”，却不再感到恐惧。
短短十来天的功夫，这小姑娘就像一株在陌生土地上顽强扎根的小苗，竟已飞快地摸清了“家”里的人伦关系和日用称呼。她能准确地指着杨建国喊“爷爷”，对着杨母叫“奶奶”，管杨亮和他媳妇叫“叔”、“婶”，跟杨保禄玩闹时也会含混地叫“哥哥”。屋子里那些粗糙的木头家具——“床”、“桌子”、“凳子”，甚至角落里堆放的“柴火”、“弓箭”，她也能指着东西叫出名字来。日常的动作指令，如“过来”、“坐下”、“吃饭”、“喝水”，更是理解得毫无障碍。
然而，当杨家人试图拨开她身世的迷雾时，沟通的壁垒便骤然升高。杨母曾拉着她的手，指着遥远的山峦，放慢语速，一遍遍问：“家？你的家？在哪儿？”杨亮媳妇也尝试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房子、小人，再指着她，引导她说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可小姑娘的反应总是如出一辙：她睁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看地上简陋的图画，再看看围着她、眼中充满期待的杨家人，小脸上先是困惑，继而浮现出一种深深的茫然和无措。她的小嘴嗫嚅几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摇摇头，发出几个无意义的音节，或者干脆低下头，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显然，她的词汇库还远不足以描述那可能充满变故甚至血腥的过去，描绘她来自的那个世界的样子，又或者，那段记忆本身就太过模糊或痛苦，被她本能地封存了。
杨亮看在眼里，心里虽然急切——他太想通过这唯一的“窗口”了解周遭世界的格局、潜在的危险、甚至他们所处的确切年代——但也明白这事急不得。一个才几岁、语言又半通不通的孩子，能理清自己的遭遇，说清来龙去脉，那才真是见了鬼了。这注定是个水磨功夫。
所幸，眼下正值猫冬，营地里最繁重的开荒、打猎都暂停了。杨亮的母亲和媳妇，正好有了大把的空闲。两人商量着轮班，一个负责灶台饭食和杂活，另一个就专心地带着两个“学生”。没有纸笔？难不倒人。火塘边的泥土地面就是最好的沙盘！杨母用烧剩的木炭头，杨亮媳妇则折了根细直的小木棍，蘸点清水，就在平整过的泥地上，一笔一划地写出歪歪扭扭的“人”、“口”、“手”、“山”、“水”……杨保禄通常鬼画符几下就开始走神，要么戳地上的小虫，要么模仿着画些自己才懂的“大作”。而那小姑娘，却总是跪坐在旁边，看得无比专注。她的小手笨拙地攥着另一根小木棍，努力模仿着地上那些奇异的“图画”，在旁边的空地上划出深深浅浅的痕迹。虽然写得歪七扭八，甚至不成字形，那份认真学习的劲头，却让教的人心头一暖，也让旁观的杨亮觉得，这“文明火种”的传递，虽然艰难，却是在这冬日寂静的营地里，扎扎实实地推进着。
营地里的日子在规律的伐木声中稳稳推进。等杨亮和杨建国彻底清点、归置好那批从海盗船上得来的“横财”——面粉入了陶缸，蜂蜜罐子封好口，丝绸皮货叠放整齐，武器挂上墙——两人的心思便又活络起来，不约而同地盯上了营地外那片沉寂的林子。
“爸，眼瞅着还得再猫些日子，”杨亮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哈出一口白气，“咱不能干等着。趁着天还没冷透，手脚还灵便，是不是…再备点木头？”他指了指围成营地的木栅栏，又拍了拍他们居住的石屋墙壁，“您看，当初盖房子、扎篱笆，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