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奥说话，也怯生生地抬起头，声音有些结巴，词汇量少得可怜：
“我……我没有爸爸。我妈……她有天晚上打了一针，吐了好多白沫……然后就叫不醒了。”吉姆的眼眶红了，但他拼命憋着眼泪，因为在街上哭是会被大孩子揍的，“房东第二天就把我和我妈的垫子都扔到了大马路上。我没地方去。后来有开白车的人来抓我，我就拼命跑，跑进了垃圾巷子里……”
另一个稍微有些微胖的棕发混血男孩紧紧贴着里奥，他咬着自己已经秃到流血的指甲，声音里透着极度的恐慌，英语发音甚至带着一点生硬的口音：
“我原来不在这里……我跟我妈在铁丝网那边。后来穿绿衣服的人来了，带着大狗。大家都在跑，我跟我妈被冲散了。那些绿衣服的人把我塞进大巴车，后来……后来我又被卖给一个大胡子。”
男孩浑身发抖：“大胡子把我关在地下室，不给我衣服穿。他每天给我一个小塑料袋，让我去街口那个垃圾桶旁边站着，有人给我钱，我就把塑料袋给他……有一天送货的钱被几个大孩子抢了，我怕大胡子打死我，我就钻进下水道跑了。”
在这些不到十岁、十四岁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话，没有逻辑严密的控诉，只有“他打我”、“我饿”、“我怕被打死所以跑了”这样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没有控诉，没有眼泪。在西方底层社区的生存逻辑里，父母为了各自的新生活抛弃累赘、寄养机构把儿童当成骗取补贴的摇钱树，是再正常不过的常识。家庭从来不是什么避风港，只是第一个把他们扫地出门的地方。
家庭很多时候从来不是什么避风港，那是第一个把他们嚼碎了吐出来的地方。
夏天安静地听着。她脸上的神色没有什么剧烈的变化，只是拳头不自觉的握紧了。
“既然在街上混了这么久，逃跑和躲藏的经验应该很足。”夏天顺着他们的话往下问，“翡翠城的地下排污网和废弃的地铁站里，有很多死角和供暖管道。降温的第一时间，为什么不带着你妹妹躲进那些地方？而是跑去第六大道的药房偷药。”
这看似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避险问题。
但里奥抱着那条毯子，听到“废弃地铁站”和“地下排污网”这几个词，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剧烈哆嗦了一下。
“不能去地铁站……”里奥的声音突然变小了，眼神变得有些涣散，他下意识下意识地往四周看了看，像是在防备什么看不见的怪物。
“这几天一下雪……那些‘捕鼠人’就全钻出来了。到处都是，他们疯了……”
夏天微微眯起眼睛：“捕鼠人？”
里奥咽了一口唾沫，紧紧地扣着手里的毯子：
“就是……就是那些开着黑色大面包车的人。车厢外面画着红色的十字架，他们穿着那种很干净的、反光的黄背心，就像……就像平时在教堂门口发免费汤的那些好人一样。”
“但他们是怪物，是骗人的。老独眼——就是一个以前在桥洞底下捡垃圾的老头——他亲眼看见的。大牙（另一个流浪儿）前天晚上饿得肚子直叫，跑去那辆十字架面包车排队领热汤。”
“大牙喝了那碗汤，还没走几步路，就‘扑通’一下摔在雪地里睡死过去了。然后那些穿着反光背心的人走过来，连看都不看周围一眼，直接抓着大牙的脚，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倒拖进了面包车黑乎乎的后车厢里。”
里奥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牙齿开始打颤：
“老独眼说……那些车停着的时候，周围那些黑漆漆的死胡同里，都藏着人。那些人穿着黑皮夹克，脖子上、手背上纹着蝙蝠。”
夜蝠帮。
听到这个名字，夏天和大卫对视了一眼。
“那些混混手里拿着带电的黑棍子。谁要是被抓的时候敢喊救命，或者有别的大人想管闲事，他们就直接冲上去，用电棍把人电晕。他们专挑我们这种没有大人管、在街上乱跑的小孩。”
里奥越说越害怕，身体止不住地往后缩：“大个子以前吓唬过我，他说……他说那些人抓我们，是为了把我们的眼睛、还有肚子里的腰子全挖出来，装进那种白色的冷藏箱里，卖给河对岸富人区的老爷们换药吃……只要被黑色面包车抓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不敢去地铁站，不敢去下水道。那里只有一两个出口，如果面包车把口子一堵，我们跑都跑不掉。我们只能往药房后面那些死胡同里躲，那里垃圾桶多，能藏人……”
里奥语无伦次地描述着，仿佛那些黑色的面包车此刻就停在诊所门外。
诊所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小男孩压抑的哭声和角落里生命监护仪的滴答声在空气中回荡。
夏天的目光落在那个哭泣的小男孩身上，眼底翻涌的思绪逐渐沉淀成一种深不见底的幽暗。
她没有出声打断孩子的哭泣，只是靠在治疗台边，手指有节奏地、极轻地敲击着不锈钢的台面。
一条充满血腥味的利益链已经在她眼前拼凑完整：慈善机构的伪装掩护，加上夜蝠帮的暴力抓捕，最后送进黑市诊所或者地下实验室拆解。
她之前想留着夜蝠帮没动，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不想因为抢地盘过早引起天穹议会的注意。毕竟饭要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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