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我们可以承担一部分。”聂虎接过话头，态度坦诚，“我们理解工业化生产的复杂性。我们建议，是否可以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我们提供详细工艺和原料，在贵方指导下进行小试，确定基本可行的工艺参数，费用我们承担。第二阶段，进行中试，生产一批合格样品，用于进一步稳定性研究和必要的临床验证，费用可以分摊。如果中试成功，再敲定后续的商业化生产订单和具体费用分摊方式。”
“聂总的提议有道理。”赵经理点点头，看向商务代表。
商务代表推了推眼镜，翻开面前的笔记本“那么，我们谈谈商业条款。贵方预期的首批订单量是多少？付款方式？结算周期？如果将来销量增长，产能如何保证？”
刘浩深吸一口气，按照预演的回答“鉴于产品尚未大规模上市验证，我们建议首批订单量定在一万支，用于市场初步投放和渠道建设。付款方式，我们希望采用‘预付部分+交货后付清尾款’的模式，具体比例可以商议。结算周期，考虑到我们初创公司的现金流，希望能给予一定的账期，比如30天。至于未来产能，如果合作顺利，我们当然希望与贵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届时可以根据销售预测，提前制定生产计划。”
“一万支……”生产副总监微微皱眉，“这个量，开动一次生产线，连成本都未必覆盖得了。我们生产线有最小经济批量，通常接e订单，起步量至少在五万到十万支。而且，预付比例不能太低，账期……30天对你们是缓冲，对我们也是风险。”
法务代表也开口了“合作模式上，是简单的委托加工合同，还是涉及技术保密、市场授权？知识产权如何界定？如果未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责任如何划分？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尖锐而现实。谈判桌变成了无形的战场，每一句话都在试探底线，争取利益。聂虎团队虽然准备充分，但面对对方在成本、风险、规模上的考量，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就像驾驶一叶小舟，试图与一艘大船并航，任何风浪都可能让他们倾覆。
谈判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双方就工艺转移的费用分摊、首批订单量、付款条件、知识产权归属、质量责任等核心条款进行了反复拉锯。江源方面基于自身经验和风险控制，提出了相对严苛的条件较高比例的工艺转移预付费用、不低于五万支的首批订单、较短的账期、以及对“愈灵”未来销售渠道的一定程度监控权。而聂虎团队则尽力争取更有利于初创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更灵活的起订量、更友好的付款节奏、对自身品牌和渠道的独立运营权。
叶清璇负责条款的细节推敲和法律风险的提示，刘浩则快速计算着不同条件下的现金流压力，柱子虽然插不上太多话，但紧皱的眉头显示出他对生产可行性和成本的担忧。聂虎则作为核心，既要守住底线（如知识产权、品牌独立），又要在非核心条款上展现灵活和诚意，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工艺转移费用，我们可以承担小试的全部费用，中试费用我们承担70%，贵方承担30%，但前提是成功后，首批订单的加工单价给予我们一定的优惠。”
“首批订单量，五万支对我们目前压力太大。三万支如何？我们可以承诺，如果市场反馈良好，三个月内下第二批订单，且数量不低于五万支。”
“付款方式，30%预付款，交货后付40%，验收合格后30天内付清剩余30%。这是我们能接受的极限。”
“知识产权必须明确归属于我方，贵方有保密义务。但我们可以承诺，在合作期内，若非我方重大违约，不会将生产订单转移给第三方。”
谈判桌上，数字、百分比、时间节点，成了双方攻防的焦点。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也弥漫着看不见的硝烟。江源方面显然经验老到，不疾不徐，在关键点上寸步不让，但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也留有余地。他们似乎也在评估，眼前这个年轻的团队，究竟有多少韧性，多少潜力。
天色渐晚，谈判仍未能达成一致。最终，赵经理提议暂时休会，双方都需要时间消化今天的讨论，内部商议后再定。
离开江源生物的厂区，回程的车内气氛有些沉闷。首轮谈判的艰难，超出了刘浩和柱子的预期。
“三万支，就是三万支！我们卖得出去吗？压货的钱从哪来？”刘浩揉着太阳穴，愁眉苦脸。
“他们的条件确实苛刻，尤其是付款和起订量。”柱子也叹气，“感觉我们没什么谈判筹码。”
叶清璇虽然也疲惫，但眼神依旧冷静“谈判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我们今天至少明确了双方的诉求和分歧点。江源没有一口回绝，说明他们确实对产品有兴趣，只是出于风险控制，条件开得高。我们需要想想，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底线，哪些是可以让步的，以及，我们还能拿出什么来增加筹码。”
聂虎一直沉默地看着窗外飞逝的夜景，此时缓缓开口“我们的筹码，从来不只是产品本身。”
三人看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