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写完，他把笔扔在一边，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瘫在那里。
“按手印。”王书记拿出印泥。
朱世崇伸出右手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然后在签名上按上手印。鲜红的指印，像血一样刺眼。
“好了。”王书记收起文件，对身后的人说，“带他走。”
两个年轻人上前，一左一右站在朱世崇身边。他们没有动手，但那种姿态，那种压力，让朱世崇知道，他必须走了。
“我……我能收拾一下东西吗？”他问。
“可以，简单收拾一下。生活用品可以带，其他东西暂时留在这里，我们会保管。”王书记说。
朱世崇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拿出几件衣服，塞进一个行李箱里。又拿了几件洗漱用品，几本书。他的动作很慢，很机械，像是在拖延时间。
收拾完，他提着行李箱，看着这个住了十几天的房间。这个他曾经以为能平安度过的房间，这个最终成为他政治生命终点的房间。
“走吧。”王书记说。
朱世崇被带出房间，带出走廊，带下楼。楼梯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宾馆的服务员躲在服务台后面，偷偷地看着，不敢出声。
出了宾馆大门，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车是普通的帕萨特，但车牌是省纪委的。朱世崇被带上后座，一左一右两个人夹着他。王书记和老李上了前面一辆车。
车子启动，驶出南郊宾馆，驶入夜色。
朱世崇看着窗外。省城市的夜景在车窗外飞速倒退，路灯、楼房、街道，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个城市的夜景了。从今以后，他将在一个封闭的地方，接受审查，等待审判。
车子驶上高架，向城外开去。朱世崇知道，那个“规定的地点”，一定在很偏僻的地方，很隐蔽的地方，一个外人找不到、也进不去的地方。
他突然想起家人。老婆、儿子、女儿，他们怎么样了？成功出国了吗？安全了吗？
他转头，问旁边的人：“同志，我能问个事吗？”
“你说。”旁边的人很年轻，三十岁左右，语气还算客气。
“我家人……他们怎么样了？”
年轻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朱世崇说，“我老婆身体不好，儿子女儿在国外，我担心他们……”
“朱书记，您家人的事，我们不清楚。”年轻人说，“您现在要做的，是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家人的事，组织上会妥善处理的。”
妥善处理？什么意思？是已经控制了？还是放走了？
朱世崇不敢再问。他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他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车子在夜色中疾驰，驶向未知的命运。
凌晨四点，省委党校培训中心。
这里位于省城市市郊，背靠山区，环境清幽，平时是用来培训干部的。但今天，它有了另一个功能——审查朱世崇的“规定地点”。
车子驶入院子，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楼很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外墙爬满了爬山虎，在夜色中显得阴森森的。楼里亮着几盏灯，在黑暗中像几只眼睛，冷冷地看着来客。
朱世崇被带下车，带进楼里。一楼是接待厅，空荡荡的，只有几张沙发，一个茶几。墙上挂着“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标语。标语很新，显然是刚挂上去的。
“朱书记，这边请。”一个工作人员引着他上了二楼。
二楼是住宿区，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一个个房间。走廊里铺着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灯光很暗，气氛很压抑。
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工作人员打开门。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卫生间。窗户上装着铁栏杆，外面是防盗网。房间里很干净，但也很简陋，像监狱的牢房。
“朱书记，您暂时住在这里。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们说。但按规定，您不能外出，不能和外界联系，不能见外人。希望您理解。”工作人员说。
朱世崇点点头，没说话。他还有什么不理解的？他现在是“双规”对象，是审查对象，是失去自由的人。
工作人员出去了，关上门。门外传来落锁的声音。
朱世崇坐在床上，看着这个房间。白色的墙壁，灰色的地面，铁栏杆的窗户。这里，将是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生活的地方。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也许……余生。
他把行李箱放在墙角，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窗外是一片空地，远处是山，黑黝黝的，像一头沉睡的巨兽。天还没亮，东方有一丝微光，但很微弱，不足以照亮这个世界。
他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刚当上县委书记的时候。那时他三十八岁，住在县委招待所里，房间也很简陋，但那时候他充满干劲，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