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土局，他这样的人，反而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收，只是多少的问题。局长收得最多，据说在岛城市有七八套房子，儿子在美国开公司。处长们也不少收，有的开奔驰，有的住别墅。只有他，还住在老旧的家属院里，开着十几年的桑塔纳。
有时候他也会想：我是不是太傻了？别人都捞，就我装清高？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后悔：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一分钱都不该收。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
他翻了个身，面向墙壁。墙壁很白，很干净，像医院的病房。他想，如果真能住进医院就好了，病了，就可以不用面对这些了。
但他知道，这只是逃避。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方形的光斑。
孙建国看着那个光斑，看了很久。
然后，他哭了。
无声地哭，眼泪浸湿了枕头。
第二天上午，审讯继续。
王建军问得更细了，特别是朱世崇批示的那些文件。
“朱世崇的批示，是事前批示，还是事后补签的？”他问。
这个问题很关键。如果是事前批示，说明朱世崇主动干预，是主犯。如果是事后补签，说明下面的人先操作，再找领导补手续，朱世崇的责任就轻一些。
孙建国想了想，说：“大部分是事后补签的。”
“具体说说。”
“比如太平角地块，”孙建国说，“李薇薇先找的我，我把方案打回去了。她又去找局长，局长也没办法，就去请示杜书记。杜书记当时没表态，只说‘研究研究’。但过了几天，批示就下来了。我怀疑，是李薇薇找了杜书记，杜书记才批的。”
“批示的时间，和文件上的时间一致吗？”
“不一致。”孙建国说，“批示是2003年4月10日，但文件是4月5日就打印好了，一直在等批示。批示下来后，我们把日期改成了4月12日，看起来像是批示在前，文件在后。”
“谁让改的？”
“局长让改的。他说，日期要对得上，不然审计会看出问题。”
“崂山那块地呢？”
“也一样。”孙建国说，“李薇薇先找的规划局，把规划调了。然后又来找我们，要协议出让。我们报给市里，杜书记批示‘同意’。但批示的日期，比我们上报的日期还早三天。明显是提前批好了，等我们报上去，再填日期。”
“这些批示的原件，还在吗？”
“在国土局档案室，我都收着呢。我知道这些东西重要，所以没销毁，都留着。万一将来出事，可以证明我是执行领导批示，不是主动违法。”
王建军眼睛一亮。孙建国还留着批示原件？这可是铁证。
“除了批示，还有别的吗？比如会议记录，电话记录，批示的复印件？”
“会议记录都有，每次上会讨论，都有记录。电话记录……我有个工作笔记，记了一些重要的电话内容，包括杜书记秘书打过几次电话，催办哪些地块。批示的复印件，我那里也有，重要的批示，我都复印了一份，放在家里。”
“家里？”王建军问，“放在哪？”
“书房的保险柜里。”孙建国说，“钥匙在我身上，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
王建军立刻安排人去孙建国家，取这些证据。
两个小时后，证据取回来了。一个黑色的保险柜，不大，但很沉。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上贴着标签：太平角地块、崂山地块、黄岛地块……
打开太平角地块的文件夹，里面是完整的档案：立项报告、规划调整批复、评估报告、出让方案、朱世崇的批示原件、局里的会议记录、孙建国的工作笔记复印件……
批示原件是一张A4纸，上面是朱世崇熟悉的笔迹：
“太平角地块发展文化产业意义重大，请国土局特事特办，依法依规尽快办理。朱世崇，2003.4.10。”
批示的日期，是手写的。仔细看，能看出墨迹和纸的颜色有些细微的差别，像是后来补写的。
“这个批示，你们鉴定过吗？”王建军问。
“没有。”孙建国摇头，“领导批示，我们哪敢鉴定？让签就签，让办就办。”
王建军把批示原件小心地收好。这是关键证据，证明朱世崇直接干预土地出让，为李薇薇的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
他又翻开孙建国的工作笔记。笔记本很旧了，封皮都磨破了，但里面的字迹很工整，像印刷体一样。
2003年4月8日，周二，晴。
李薇薇来访，谈太平角地块。坚持协议出让，价格不高于300万/亩。我表示不符合规定，拒绝。
下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