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也没白签。李薇薇很懂事，每次签完字，都会“表示表示”。第一次是十万，第二次是二十万，第三次是三十万……钱不多，但积少成多。四年下来，也有两百多万了。
这些钱，他不敢存银行，都藏在家里。床底下，衣柜里，书柜后，到处是现金。每天晚上回家，看到那些钱，他心里就发慌。但又舍不得扔，也舍不得花。就像抱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手机响了。
孙建国看了一眼，是局长打来的。
“老孙，崂山那个地块，泰山公司重新做了方案，容积率降到2.0了。你抓紧批一下，朱书记催着呢。”
“2.0还是高啊。”孙建国说，“风景区边上，1.5是上限。”
“2.0就2.0吧，差不多行了。”局长的声音有些不耐烦，“老孙，别太较真。朱书记都批示了，咱们卡着，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孙建国沉默了几秒，说：“好，我批。”
挂了电话，他拿起那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准备签字。
笔尖停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他知道，这个字一签，又是一块地被贱卖，又是几千万的国家资产流失。而他自己，又多了一笔罪。
但能不签吗？不能。局长的话说得很明白：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他太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了。领导让你痛快，你就痛快；领导让你不痛快，你就不痛快。什么是原则？领导的意思就是原则。什么是规矩？领导的批示就是规矩。
他咬了咬牙，在“审核意见”栏里写下：“拟同意。请报局长审定。”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孙建国。
字写得很大，很用力，像是在跟谁赌气。
写完，他把文件扔在桌上，靠在椅背上，大口喘气。
心脏跳得厉害，像要蹦出来。
他想起医生的话：“孙局长，您的心脏不太好，要注意休息，不能太劳累，也不能情绪激动。”
劳累？激动？
他倒是想不劳累，不激动。但可能吗？每天面对这些事，这些文件，这些人，他能不劳累？能不激动？
他拿起桌上的降压药，倒出两片，就着凉水吞下去。
药很苦，水很凉。
就像他现在的心情。
下午三点，孙建国正在看一份耕地占补平衡的方案，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请进。”他没抬头。
门开了，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夹克，表情严肃。后面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公文包，一个拿着执法记录仪。
孙建国心里咯噔一下。这个阵势，他太熟悉了。纪委办案，就是这个架势。
“孙建国同志，我们是中央巡视组的。”中年人亮出证件，“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该来的，还是来了。
孙建国的手在抖，但他强作镇定，放下手里的文件，站起来。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吗？”
“到了你就知道了。”中年人说，“请吧。”
孙建国看了看桌上的文件，看了看窗外的阳光，看了看这个他坐了六年的办公室。他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我能……能打个电话吗？”他问。
“可以，但请当着我们的面打。”中年人的语气不容置疑。
孙建国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是他妻子接的。
“我有点事，要出去几天。”他说，声音尽量平静，“你在家好好的，按时吃药。儿子那边……让他好好工作，别担心我。”
“出什么事了？”妻子在电话里问，声音带着哭腔。
“没事，就是配合调查，很快就回来。”他撒谎了，“挂了，等我电话。”
挂了电话，他看着那三个不速之客。
“走吧。”他说。
两个年轻人一左一右，把他带出办公室。走廊里有很多同事在探头探脑，但没人敢问。孙建国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他被带下楼，上了一辆黑色轿车。车子驶出国土局大院，驶向未知的方向。
孙建国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这是他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城市，每条路他都认识，每个路口他都熟悉。但现在，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
车子开进一个院子，停在楼前。孙建国下车，被带进楼，来到一个房间。
房间很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国字脸，浓眉，眼神很锐利。
“孙局长，请坐。”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孙建国坐下，手心全是汗。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建军，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王建军说，“今天请你来，是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