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西窗斜进来，正好落在钟面的玻璃上，折射出的光斑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复印件上晃了晃。那是林夏资料里夹着的会议现场记录附件，边角已经被她一路跑来的汗水浸得发皱，纸页边缘卷着细小的毛边，像是被反复摩挲过。
“这钟居然还带报时功能？”林夏凑过来，指尖轻轻划过钟身泛黄的木纹，指腹蹭到一块翘起的漆皮，小心翼翼地捻下来，“张大爷昨天送过来时，只说走时越来越慢，连几点上弦都记不清了，压根没提报时的事儿。”
沈砚刚要回话，搁在青铜座钟旁的监测仪突然发出细微的“滴滴”声，原本亮着的绿灯慢慢转成了淡红色，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从“0”变成了“1.2”——这是老教授说的“时间波动值”，超过1就意味着附近有时间窃贼的残留物活动。两人对视一眼，同时噤声，目光齐刷刷落在桌上摊开的资料上。
复印件里的会议记录密密麻麻，钢笔字迹透着年代的模糊，在“各国争议”那栏，法国代表的签名旁画着个潦草的时钟图案，指针歪歪扭扭地指着不同方向，像是被人刻意画得错乱。林夏指尖点在那行记录上，指甲盖蹭得纸页沙沙响：“老教授跟我聊的时候特意提过，会议当天那座黄铜座钟出问题，正好是法国代表拒签决议的时刻。原本按照流程，各国代表已经达成共识，应该全票通过子午线提案，结果因为钟突然停摆，表决硬生生推迟了整整一天——你说这会不会不是巧合？”
沈砚没接话，转身从抽屉里翻出爷爷的旧本子，蓝布封皮边缘已经磨得发白，翻开时纸页发出脆生生的响声。他快速翻到“英国格林尼治座钟”那页，在齿轮图的背面，果然有一行用淡墨水写的批注，字迹比其他内容浅了不少，像是爷爷后来补上去的：“十三个国家，十三道钟鸣，差一分，乱一时。”
他突然想起林夏资料里写的表决结果：22票赞成，1票反对，2票弃权。1884年参加本初子午线会议的实际是25个国家，刚好差了“十三”这个数。“时间窃贼不是要破坏锚点，是想改写锚点的选择。”沈砚猛地抬头，指腹按在那行批注上，指尖能摸到纸张因墨水渗透形成的细微凸起，“你看这里，”他又指着会议记录里附的钟表匠证词，“‘钟摆卡住时，表盘内侧浮现多道子午线刻度，像有好几条线在抢着当基准’——这说明当时的时间线已经乱了，原本可能存在多个本初子午线并存的结果，而不是现在咱们熟知的格林尼治线。”
林夏突然拍了下柜台，声音里带着点激动：“难怪！我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奇怪，法国直到一战前都坚持用巴黎天文台的子午线计算时间，哪怕航海图上得标两套坐标也不肯改。说不定就是当年那次时间波动留下的残留影响，让他们潜意识里还认最初的‘另一种可能’！”她赶紧掏出手机，点开老教授发来的压缩包，调出一张泛黄的老航海图，“你看这个，1884年会议前，巴黎子午线在航海图上标得比格林尼治还清楚，用的是红色实线，格林尼治线只是条虚线。”
沈砚凑过去看，手机屏幕上的航海图布满细密的经纬线，红色的巴黎子午线从图中间穿过，像一道醒目的分割线。就在这时，监测仪的警报声陡然变尖，“滴滴”声连成了一串，屏幕上的波动值跳到了“3.5”，淡红色变成了刺眼的橙红。沈砚兜里的札记突然发烫，像是揣了块小烙铁，他赶紧掏出来，只见页面自己慢慢翻到新的一页，没有文字，只有一幅简笔画：两座对顶的时钟，一座钟面上标着“伦敦”，一座标着“巴黎”，两座钟的齿轮咬合处缠着密密麻麻的黑毛，像是无数细小的线把它们捆在了一起。画的最下方，用和之前一样的字迹写着一行字：“当世界只有一种时间，才需校准第一声钟鸣。”
“得去1884年的会议现场。”沈砚把札记按在资料上，两座时钟的图案刚好和会议记录里的座钟照片重叠，纸页间传来细微的摩擦声，“但怎么进去？爷爷的本子里只提了座钟的问题，没写穿梭到过去的方法。”他下意识地摩挲着老座钟的外壳，指尖在木纹里摸索时，突然碰到一个细小的凹槽，形状和札记上时钟的轮廓一模一样，甚至连钟面上的刻度凹槽都分毫不差。
林夏盯着那个凹槽看了两秒，突然想起什么，转身从文件夹最底层抽出一张折叠的齿轮图纸，纸边都快磨破了：“这是老教授特意找档案馆复印的，会议用钟的核心结构图纸。他说这钟有个秘密发条，不是普通的钥匙能上紧的，得同时用十三把特制钥匙，对应最初提出子午线提案的十三个国家——每把钥匙对应一个国家的天文台参数。”她指着图纸角落的小字标注，声音都有点发颤，“而且老教授还说，你爷爷当年修过的那座英国古董钟，因为结构和会议用钟几乎一样，所以特意保留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