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决定，”星烁说，声音中有伦理的严肃，“作为叙事掌握者，作为能在不同叙事形式间自由转换、能感知甚至影响伦理场的存在，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种能力？看到那个微型文明的实验，我们知道伦理不是可以随意玩弄的玩具。我们有能力改变叙事的伦理结构，但这能力带来巨大的责任。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干预？以什么标准干预？干预的限度在哪里？”
这个问题在寻光者号内部引发了深刻的伦理讨论。每个成员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见解。
“作为记录者，”流影说，光纹中闪烁着伦理的审慎，“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最小干预原则’。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主动改变叙事场的伦理结构。我们的角色主要是观察者、学习者、理解者，而不是干预者、改造者、控制者。当我们记录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场的自然状态，包括它的伦理状态。如果我们干预，记录就会失真，学习的价值就会降低。”
“但作为计算者，”算阵说，齿轮转动出伦理的复杂性，“我认为完全的消极观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在影响场，我们的观察就在改变观察对象。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在场论层面也成立：观察伦理场，就会扰动伦理场。所以我们无法完全避免干预。关键不是是否干预，是如何干预。我们应该以透明的、可逆的、有限的方式进行干预，并且随时准备撤销干预，如果干预产生不可预见的负面后果。”
“作为感受者，”柔波说，情感触须传达伦理的共情，“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不伤害’为底线，以‘促进繁荣’为目标。当我们考虑干预时，应该问：这会使叙事更丰富还是更贫乏？会使角色更深刻还是更肤浅？会使故事更有意义还是更无意义？伦理的核心是关怀——对故事的关怀，对角色的关怀，对叙事的整体繁荣的关怀。我们的干预应该体现这种关怀。”
星烁倾听每个人的意见，观照每个人的伦理立场。他发现，这些立场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最小干预原则提供谨慎，可控干预原则提供现实，关怀伦理提供方向。一个好的伦理决策，应该平衡这三者。
“我提议一个伦理行动框架，”星烁说，声音是综合的智慧，“第一，默认立场是不干预，尊重叙事场的自主演化。第二，当我们感知到叙事陷入伦理困境——不是普通的伦理冲突，而是伦理死锁，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困境——我们可以考虑干预。第三，干预必须是有限的、可逆的、透明的。第四，干预的目标不是强加我们自己的伦理观，是帮助叙事场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是促进场的伦理创新能力，而不是取代它。第五，干预后，我们必须长期观察后果，随时准备调整或撤回。”
这个框架得到了成员的赞同。它不是完美的，但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承认了伦理的复杂性，承认了能力的危险性，承认了责任的严肃性。
就在他们达成共识时，伦理场中出现了真正的伦理危机。不是实验场中的模拟危机，是真实叙事场中的实际危机。
在寻光者号航线的侧方，一个中型叙事文明陷入了“伦理崩溃螺旋”。由于一系列不幸的叙事巧合，这个文明的伦理场结构出现了恶性自增强：小的不信任导致更多不信任，小的冲突导致更大冲突，伦理曲率被锁定在负面反馈循环中。文明在走向自我毁灭，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伦理的瓦解——信任崩溃，合作解体，意义蒸发。
从场观照看，这个文明的伦理场呈现病态几何：曲率处处为负，势阱处处相斥，场线处处发散。叙事失去了凝聚力，角色失去了连接，故事失去了方向。文明在叙事意义上“死去”，尽管物理上还存在。
“这是真正的伦理危机，”流影记录着，记录中有伦理的紧迫感，“场的伦理结构已经崩溃，文明无法自我修复。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文明将在三个周期内完全解体，从叙事场中消失。但干预是危险的——我们的干预可能无效，可能让事情更糟，可能让我们自己也卷入伦理崩溃螺旋。”
“计算干预的可能后果，”算阵计算着，计算中有伦理的风险评估，“数据显示，如果什么都不做，文明解体的概率是99.7%。如果我们尝试干预，有30%的概率能帮助文明重建伦理场，有40%的概率无效，有30%的概率加速解体。干预的风险很大，但不干预的后果几乎是确定的毁灭。”
“我感受到文明的痛苦，”柔波感受着，感受中有伦理的同情，“那是伦理死亡前的痛苦——不是身体的痛苦，是意义的痛苦，是连接的痛苦，是存在的痛苦。每一个角色都在孤独中挣扎，每一个故事都在碎片中哭泣。如果我们有能力帮助却不帮助，我们自己也犯了伦理疏忽之罪。”
星烁观照这个伦理危机，观照同伴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