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肆里传出猜拳行令声，用的是汉语。绸缎庄、生药铺、书肆、漆器行……与汴京的行业别无二致。
行人衣着，士子多是澜衫襕袍，百姓则短衣麻履，发式服饰，竟与河北诸州汉民无太大差异。
若非偶尔有髡发（剃去部分头发）左衽、身着皮袍的契丹或奚人贵族骑马驰过，或市集角落有售卖毛皮、鞍具、奶酪等北地货品的摊铺，几乎令人错觉身处宋境。
“这……便是涿州？”
司马光骑在马上，声音干涩。
他读过的奏报、听闻的叙述，都将燕云之地描绘为“陷于腥膻”、“汉民水深火热”、“礼乐废弛”。
可眼前所见，市井繁华或许不及汴京，但绝非蛮荒之地，民生似乎……尚可。
欧阳修默然观察，他看到街角有孩童捧着《千字文》在诵读，看到一处巷口立着“义井”石碑，看到有老者在茶馆中说《三国》平话。
这些细微之处，比宏伟建筑更刺痛人心——文明的生活方式，并未断绝。
当晚下榻在涿州驿馆。
驿馆是汉式庭院，陈设清雅，甚至备有笔墨纸砚。
接待的涿州知州是汉人，姓张，进士出身，言谈举止完全是一派宋朝士大夫风范。
他设宴接风，席间谈起经史，竟也能引经据典，对欧阳修、司马光的着述流露出仰慕之情。
酒过三巡，张知州略带感慨道：
“下官祖籍蓟州，自石晋以来，家在此地已历四世。
幸赖大辽天子圣明，开科取士，方得效绵薄之力，牧守此乡，亦是为这一方汉民子弟，存续圣贤教化。”
这番话说得平和，却在宋朝众臣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大辽天子圣明”，“开科取士”，“牧守此乡”——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小锤，敲打着他们心中“华夷大防”的壁垒。
这位张知州显然已自视为辽臣，并对其身份与职责有着清晰的认同。
他所忧虑的，似乎并非“王师北定”，而是本州赋税、刑名与教化。
蔡襄忍不住问：
“闻听北朝亦有科举，所试何科？中第者授官若何？”
张知州坦然答道：
“回蔡学士，我朝科举，分诗赋、经义、法律三科，三年一试，于南京（幽州）举行。
中第者，依例授南京三司、留守司、诸州参军、县令等职。
虽南面官中，要津多为契丹贵胄，然如州郡佐贰、学官、钱谷刑名之职，汉人进士亦可为之，凭考绩升转。”
他顿了顿补充道：
“譬如这涿州，通判、司理参军、州学教授，皆是汉人进士出身。”
司马光与欧阳修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
这并非简单的“以汉制汉”权术，而是一套运行了百年、已被本地士人接受并纳入上升渠道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意味着辽国在燕云，已经成功地将很大一部分汉人精英吸纳进了统治体系，给予了他们地位、权力和希望。
这些汉人士大夫，还会心心念念“王师”吗？
离开涿州向幽州进发，沿途景象，继续冲击着使团的认知。
农田阡陌纵横，秋粮已收，场院堆积着禾垛，可见收成不恶。
水利设施（渠、陂塘）多有修葺痕迹。村落屋舍俨然，虽不如中原富庶，但绝无想象中的破败凋零。
他们甚至看到了一座修建中的石桥，工匠多是汉人，监工者却是契丹小官，双方交流似乎并无滞碍。
在一处较大的集镇，他们看到了“市”。
交易物品，南方的丝绸、瓷器、茶叶，北方的皮毛、牲畜、药材，乃至来自西域的珠宝、香料，琳琅满目。
交易媒介，宋钱、辽钱（一种仿宋制铸造的铜钱）混杂使用，甚至还有白银。
商贾熙攘，汉、契丹、奚、渤海人等皆有，讨价还价之声喧闹，呈现一种奇异的、跨越民族的商业活力。
“此地商税几何？”
随行的三司户部官员小声问辽国接伴使（陪同官员）。
接伴使是契丹人，通汉话，答道：
“南京道市税，十取其二。
然有常平仓，粮贱时籴，贵时粜，以防谷贱伤农，亦防饥馑。”
居然也有常平仓！宋朝官员们再次默然。
这套他们视为中原王朝“仁政”标志的经济调控手段，竟在北朝之地施行。
更让司马光心绪难平的是宗教。沿途寺庙众多，香火旺盛。
他们参观了一座敕建佛寺，其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僧众如云，藏经阁中汉文佛典堆积如山。
住持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汉僧，谈吐高雅。佛教在这里，不仅是信仰，似乎也成了一种维系社会、沟通胡汉的纽带。
辽国皇帝、贵族崇佛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