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朝能内修仁政，外施德化，使近者悦，远者来，何须终日汲汲于兵戈之争，计较锱铢之利？
陛下，《资治通鉴》之所载，历历在目：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然，忘战之危，终不及穷兵黩武之祸啊。”
这番话，看似在说给辽国听，实则字字句句，都是说给御座上的赵顼听的。
司马光是要借这次文化出访的舞台，向皇帝、向天下证明他那一套“以礼治国、以德服人”的政治理念，远比王安石那种“汲汲于功利的”新法更为根本、更加高明。
他渴望用这次外交的成功，来压制朝廷内部日益高涨的改革之声。
赵顼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喜怒。他完全明白司马光的弦外之音。
对于司马光这种“以出使为谏诤”的方式，他心中或许是复杂的：
既有对老臣风骨的些许欣赏，更有对其固执己见、不解时局的无奈。
片刻沉默后，赵顼缓缓开口，语气平和却滴水不漏：
“司马卿家之心，朕知之矣。
宣教化于异域，本就是此行要义。
卿与欧阳卿家，皆海内文宗，此行正可让北人知我中国君子之风。
至于朝廷方略，朕与两府大臣，自有统筹。卿等只需尽心国事，不辱使命便可。”
这番话，既肯定了司马光“宣扬文化”的本职工作，又轻描淡写地将他的政治谏言搁置了起来，提醒他外交使节的本分。
赵顼端起身旁的茶盏，轻轻呷了一口。
在他的战略棋盘上，这次文化出访，与西北的烽火、河北的检地、以及暗流涌动的朝堂，是紧密相连的一盘大棋。
他需要司马光、欧阳修这样的文化重器去稳住辽国，这是国家利益。
他也乐于见到司马光暂时离开汴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让改革的阻力减少几分，这是政治权衡。
他甚至可能期望，当司马光亲眼见到辽国虽强，却制度粗疏、文化远逊中华的景象后。
能反过来思考，一个强大的国力（包括军力）对于保护这灿烂文明是何等重要。
“诸事既已齐备，”
赵顼放下茶盏，做出了最终指示：
“便依议定之期启程。
濮王叔、司马卿，此行任重道远，乃两国睦邻之大事。
望卿等不堕国威，不辱使命，早日凯旋。”
“臣等遵旨！”
赵宗晖与司马光躬身领命，退出了大殿。
翌日，汴京新曹门外，旌旗招展，仪仗森严。
晨光熹微中，蜿蜒数里的使团队伍已集结完毕。
典籍箱笼以牛车装载，覆以黄幄；
乐工、画师乘车骑马，人人神色肃然；
五百名精选的殿前司禁军骑士，甲胄鲜明，刀枪耀目，肃立两侧，肃杀之气弥漫四野。
文武百官依序列队送行。
赵顼身着绛纱袍，并未乘坐銮驾，而是徒步登上了临时搭建的送别高台。
他亲手斟满两杯御酒，赐予跪拜在前的赵宗晖与司马光。
“满饮此杯，以壮行色！”
“谢陛下！”
酒尽，礼成。
赵顼步下高台，竟亲自将赵宗晖与司马光扶起，执手送至车驾前。
这一刻，他不再是威严的帝王，更像是一位送别家中长辈与师长远行的晚辈。
“万里北行，风波难测。
濮王叔、司马先生……珍重。”
这一声“先生”，情真意切。
司马光望着年轻皇帝眼中那份沉重的期许，想起殿中那些典籍，胸中激荡，再次深深一揖：
“陛下放心，臣等此行，必使我中华文明之光，耀于朔漠！”
钟鼓齐鸣，号角连连。
庞大的使团车马，在五百精锐的护卫下。
如同一条承载着整个文明精华的巨龙，缓缓启动，向着北方，向着那片辽阔的草原帝国，迤逦而去。
赵顼独立于高台之上，目送着队伍消失在尘土与晨光之中，久久不语。
春风拂过他的衣袂，带来远方的草木气息。
他知道，他派出的，是一支比十万大军更具威力的队伍。
他们带去的，是足以消磨一个强悍帝国斗志的、最甜美的文明之酒。
而他自己，则要转身面对西北方向那即将到来的、更加残酷的铁血风暴。
文明的远征与战争的准备，在这熙宁三年的五月，如同车之两轮，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他心中的帝国战车，驶向那未知而波澜壮阔的未来。
熙宁三年五月二十，汴京枢密院深处那间最大的兵房内，门窗紧闭，隔绝了外界初夏的喧嚣。
屋内，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巨大的沙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