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可以讲他的‘礼’，苏轼可以吟他的‘词’，你王安石自然也可以倡你的‘新学’。

    但最终的裁判权，必须、也只能掌握在朕的手中！”

    他想起即将出使辽国的司马光。

    纵然政见不合，赵顼依然委以文化交涉的重任，因为司马光的学识、辩才与气节，足以代表大宋的文化底蕴。

    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容人之量，用人之长。

    而反观王安石此举，赵顼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执拗。

    在这种思维里，不支持新法，便是顽固守旧；

    不遵从“王学”，便是离经叛道。

    这种缺乏弹性的绝对化倾向，或许能造就一个不屈不挠的改革斗士，但绝难成为一个调和鼎鼐、团结各方力量的合格宰辅。

    “王介甫啊王介甫，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才学与理想，而在于你这份……容不下半点杂色的‘纯粹’啊。”

    赵顼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有失望，有警醒，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他明白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其根源，或许早在这一刻就已种下——主持改革的核心人物，自身就缺乏一种海纳百川的政治包容性。

    这一次关于《三经新义》的奏请，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王安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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