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道不想主动出击，拿下河套，永绝后患吗？
可朕敢说吗？
朕若说‘朕要取河套’，你看看韩琦、文彦博，还有那些清流们，会同意吗？
他们会用唾沫星子把朕淹死！”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包裹着他。
他空有九五之尊，却仿佛被困在一张由祖制、言官、积弊、还有那无处不在的‘稳重’、‘持重’编织成的大网里。
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无数双眼睛盯着，被无数的“规矩”束缚着。
这皇帝，当得有何滋味？！
然而，这股愤懑和窒息感，并未持续太久。
窗外飞鸟一声轻响，将赵顼从自怜的情绪中惊醒。
他缓缓抬起头，目光重新落在那些密报上。
眼神中的迷茫和躁动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冷静，乃至冷酷。
“你们不让朕主动打，好啊……现在，是别人要打上门来了！”
“这一次，是西夏逼朕的！
是梁氏那个妇人，要把刀架到朕和大宋的脖子上！”
一股难以言喻的戾气，混合着一种扭曲的兴奋，从他心底升起。
既然无法主动破局，那么，借助外部的压力，来打破内部的僵局，或许是一条险路，但也是唯一的路！
“打吧……来吧！”
他盯着地图上西夏的位置，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
“你们把仗打得越狠，把大宋逼得越紧，朕手里的刀，才能磨得越利！
朕改革弊政、整军经武的阻力，才会越小！”
“想要名垂青史，未必只有主动开疆拓土这一条路……”
赵顼的目光变得幽深：
“若能在这场关乎国运的生死战中，带领大宋赢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彻底打垮西夏，朕的威望，将达到顶峰！
到那时，还有谁敢拦朕？！”
他想起了王安石《问儒》中的“唯实可以穷理，唯变可以通久”。
现在，“变”的契机，就在眼前了。
这场被迫的战争，就是他打破一切陈规陋习、推行心中抱负的最佳突破口。
赵顼深吸一口气，坐直了身体。
他铺开一张新的宣纸，提起朱笔。之前的颓废与憋闷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极度专注的杀伐之气。
他开始亲自草拟一份手诏，不通过中书，直接发往枢密院和陕西诸司。
内容不是具体的战术部署，而是一个最高级别的战略预警和动员令：
“西夏异动，朕已深悉。
着枢密院、陕西诸路，即日起，外松内紧，秘密进行战备。
粮秣、军械、马匹，暗中筹措、囤积。堡寨防务，逐一核查加固。
对夏侦缉，倍加严密。
毋得张扬，毋得示弱。
一切，以待秋后（指明年）。
此乃社稷存亡之机，诸卿当同心戮力，密之慎之！”
写罢，他盖上随身玉玺，唤来绝对心腹的李宪，低声吩咐：
“八百里加急，密送文彦博、蔡挺。若有泄露，唯你是问。”
李宪凛然领命，身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夜色中。
赵顼再次走到窗前，望着汴京城的万家灯火。
此时的他已经平静下来，但眼神深处，已燃起两簇幽暗的火焰。
“憋屈吗？是憋屈。
但……这正是朕的机会！”
“梁氏，你最好把仗打得狠一点。
你打得越狠，朕……才能飞得越高！”
熙宁三年的这个春夜，大宋的年轻皇帝，在巨大的压力和外患的逼迫下，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心态蜕变。
他从一个渴望大展拳脚却处处受制的少年君主。
开始向着一个懂得隐忍、善于利用危机、在绝境中寻找破局之道的真正棋手转变。
战争的阴云，已成为他淬炼权力、实现抱负的最佳熔炉。
熙宁三年三月，西北的春天来得总是迟些，寒风依旧料峭，卷起黄土，为天地间蒙上一层苍茫。
但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种比春风更早涌动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战争气息。
西北行营副枢密院使、权节制陕西四路军马事的吕公弼，此刻正站在绥州城新筑的北墙上，眉头紧锁，远眺着北方地平线。
他收到的情报，比汴京皇城司汇总统筹后的版本，更加原始、庞杂，也更加触目惊心。
西夏境内异常的粮草调动、部落频繁会盟、边境斥候交锋次数陡增且更具攻击性。
这一切碎片，在他这位老于边事的统帅脑中，迅速拼凑出一幅清晰的图景：
战争，已经不是会不会来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规模降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