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为首的一批恪守古礼、对“熙宁新法”持保留态度的守旧清流，早已摩拳擦掌，意图借此“灾异”之机，对朝政进行规谏。

    他们的策略，是先从看似无争议的“边事”入手，敲打新政可能带来的“妄动”风险。

    在常规议事完毕后，吕诲率先出列，手捧笏板，声音清朗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陛下！臣闻，西岳震动，主兵戈之象。然臣寝食难安者，非惧夏人兵锋之利，实忧我朝举措之失当也！”

    他开门见山，定下了基调：

    “西夏李氏，本乃我朝叛臣，僭号小丑！

    其地僻处西陲，沙碛不毛，其民不过百万，皆乌合之众。

    仰我岁赐，方得苟存。此等疥癣之疾，何足挂齿？”

    紧接着，他话锋直指当前政策的“荒谬”：

    “然今，朝廷举措，未免小题大做！

    乃置行营、遣重臣、聚兵革、耗粮饷，俨然如临辽国大敌！

    此非扬汤止沸，反助其势耶？示天下以我朝畏惧一隅小丑，岂非徒损国威，自招其侮？”

    吕诲的言论，完美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对夏认知：

    道德优越感：强调西夏“叛臣”、“僭号”的身份，从法理和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

    经济文化鄙视：认为西夏贫穷落后，离了宋朝岁赐就活不下去。

    军事傲慢：视夏军为“乌合之众”，不值一提。

    战略保守：认为大张旗鼓的备战是“示弱”，会鼓励西夏，主张维持低成本（岁赐）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