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无法公开拒绝这种“文化交流”的提议，否则便是心虚、狭隘。

    这是挑战：对方在文化最核心的领域，发起了正面进攻。

    若处理不当，大宋的文化自信将受到重挫。

    这也是机会：若能巧妙应对，反而可借此彰显大宋的文化向心力和制度优越性。

    赵顼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用平静无波的语气，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贵国皇帝崇文重道，意欲举办文华之会，此乃美意，朕心甚慰。

    然，欧阳修、司马光等，皆国之重臣，政务繁忙，是否成行，需从长计议。

    且此乃两国文化交流之大事，朕需与诸位大臣详加商议。贵使可先至馆驿休息，朕不日将有回复。”

    这番话，不卑不亢，既未答应也未拒绝，保留了所有回旋余地，将决策时间拉长，以便从容布局。

    一场围绕这封“雅致”国书的外交博弈与战略谋划，就此在宋廷最高层展开。

    而这一切，都源于辽道宗那封看似谦恭、实则暗藏惊雷的“请柬”。

    辽使耶律固退出垂拱殿后，殿中并未如常响起散朝的钟鼓。

    一种凝重而炽热的气氛弥漫开来，所有重臣都明白，真正的决策此刻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