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奏疏，简直是为他下一步的布局量身定做的完美台阶。
“拟诏。”赵顼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他首先对韩缜的请示给予了充分肯定：
“开封府尹韩缜所奏，老成谋国，深体朕心。陈家庄一案，情弊深远，非可常规处断。
着依所请，由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开封府即行‘杂议’，务得实情，以彰国法。”
这就名正言顺地将案件提升到了国家层面。
随后，赵顼对于舆情和清议，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明姿态：
“太学生、台谏官，关心民瘼，忠直可嘉。其所陈言论，杂议之臣及三司可酌情参采，以广视听，俾无遗策。”
这既鼓励了清流，也等于给杂议和三司套上了一个无形的“舆论紧箍咒”。
诏书颁下，一场由皇帝主导、看似公平公开的“大会审”和“大讨论”序幕，被正式拉开。
“杂议”在刑部大堂举行。御史中丞、刑部尚书、大理寺卿、以及开封府尹韩缜，四位朝廷重臣齐聚一堂。堂下，是案件卷宗和厚厚的《宋刑统》。
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御史中丞代表清流，率先定调：
“赵天禄为富不仁，逼债夺产，掳人妻女，气死陈母，实乃此祸之源！其死不足惜！
陈大、陈二激于义愤，手刃仇雠，其情可悯！”
要求从轻发落。
刑部尚书则持重许多，手点律法：
“中丞之言，合于天理人情。然，国法昭昭，杀人者死，律有明条。
若因被害者有过，便可减死，则天下凶徒皆可借口复仇，法统何存？”
大理寺卿倾向于技术性裁决：
“当务之急，乃理清是‘故杀’还是‘斗杀’。观其情节，赵天禄先行挑衅，双方互殴致死，或可定为‘斗杀’，如此则刑责大有不同。”
韩缜作为地主，反而话最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倾听记录，关键时刻才补充一些案发细节，确保讨论不偏离事实太远。他的核心目标已经达到：让各方观点充分碰撞，将矛盾暴露出来。
争论持续数日。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原心定罪”的经典训条下，杂议达成一个妥协方案：
认定陈大、陈二构成“斗殴杀人”，但被害人赵天禄有重大过错，且兄弟二人事后有自首情节（按律可减等），故量刑上予以极大宽宥，判处兄弟二人流三千里，遇赦不赦。
这个结果，既维护了“杀人偿命”的法律尊严（流放亦是重刑），又体现了“法外施仁”的皇帝恩典，堪堪堵住了各方的嘴。
开封府尹韩缜请求“杂议”的奏疏送达政事堂后，实际主持日常政务的次相曾公亮与韩琦进行了商议。
曾公亮的判断非常实际且老辣，他对文彦博，吕公弼分析道：
“陈家庄一案，民怨沸腾，太学清议汹涌，此乃当前第一要务，须即刻平息，以防滋生事端。
韩缜所请‘杂议’，可准，此为司法程序，彰显公正。然其所谓‘研拟禁绝高利贷新策’，缓不济急，且易横生枝节。
当务之急，绝非空谈长远，而是依据《宋刑统》明载之律条，对京畿之地犯有确凿恶行的钱庄、豪强，予以一次雷厉风行的严惩！
必须如此，既可迅速回应民怨，震慑不法，亦能向天下表明朝廷整饬纲纪之决心。”
这一策略得到了共识。他们给皇帝的奏议核心明确而具体：
“伏请陛下敕令开封府、御史台、刑部，即行督饬京畿各路州县。
依据《宋刑统》中‘负债强牵财物’、‘以良人为奴婢质债’、‘违契不偿’等律条，对民间放贷取息中‘强夺民产、通良为贱、利过本契’等确凿无疑的犯法之行，立即查拿，从严惩处，以儆效尤。
务求速效，以安民心。”
此策的精妙在于：
绝对的政治正确：完全在《宋刑统》的既有法律框架内行事，打击的是“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士大夫都无法从“法理”上反对。
精准的目标锁定：只严惩民愤最大、证据最确凿的“典型”，如逼人为奴、强占田宅者，避免打击面扩大，引发整个行业的恐慌性对抗。
迅速的成效导向：通过一次短促、有力的司法惩戒行动，快速平息舆论，稳定局面，这是经验丰富的官僚集团最擅长也最优先的选择。
赵顼看到政事堂的奏议，立刻明白这是当前最稳妥、最高效的方案。
他需要的是尽快控制局面，并借此树立自己“厉行法治、体恤民情”的明君形象。至于更深层次的改革，需待时机成熟。
他即刻下诏，完全采纳政事堂之议：
“依政事堂所奏。敕开封府、御史台、刑部，即刻依《宋刑统》律条，严查京畿放债取息中之不法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