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亮出核心诉求：

    “伏乞陛下圣裁，敕下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差官与开封府组成‘杂议’，共同审理，以昭公允。

    同时，案中‘羊羔利’等钱债积弊，关乎国计民生，非司法所能独断，伏请一并敕下三司，会同审官院、户部详考历代禁令，拟订章程，以绝后患。”

    这是一招极其高明的“金蝉脱壳”。将案件升格为“杂议”，意味着审判权与责任被分散给了整个帝国的最高司法、监察机构；

    而将“高利贷弊端”单独拎出踢给三司，则是将社会问题的“球”传给了意图改革的兄长韩绛。

    奏疏末尾，他更是埋下伏笔：“太学生、台谏官忠直敢言，亦乞圣明，许其咨议，以广视听。”等于主动邀请清流进场监督。

    奏疏发出，韩缜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已严格遵循了程序，将自己从风暴眼中摘了出来，置于一个相对超脱的“组织者”位置。接下来，就看各方如何博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