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差遣’盛行，官、职、差遣，三者分离，居其位者不谋其政，谋其政者无其名位，以致推诿塞责，绩效难考，冗费丛生！

    此弊不除，纵有良法美意，亦如入泥淖，寸步难行！”

    “故，朕欲自三司始，厘清职司，名实相副，以‘事’设‘岗’，以‘岗’定‘责’，以‘责’考‘绩’！

    为此，特召诸卿，共议此事，定一个章程出来。”

    皇帝定调之后，作为三司使，帝师韩绛率先出列。他手持一份厚厚的奏书，神情凝重而坚定。

    他深知，自己提出的方案，必须极具说服力，且充满政治智慧。

    “陛下思虑深远，洞见症结，臣等感佩莫名！”韩绛先定下基调，随即开始陈述其精心准备的《三司差遣厘正及职事改革疏》。

    他的陈述，完全避开敏感的“改制”、“变法”等意识形态词汇，通篇聚焦于“技术性”和“效率性”：

    现状之弊，数据说话：“臣执掌三司以来，深为‘差遣’之弊所困。如今三司之内，有‘官’者三百余员，然实际负责具体‘事’之‘差遣’，仅百五十人有余。

    其余半数，或无事可做，空耗廪禄；或事权重叠，相互推诿。一桩钱粮审计，往往需经历盐铁、度支、户部三案，主事判官、推官、巡官十余人签押，流程繁复，动辄经月，贻误时机。

    此非人怠工，实乃制不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