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端坐于大案之后，指尖轻轻敲打着面前两份文书。
一份，是王安石所上的《上富相公言河北水利屯田事》，字里行间激荡着破旧立新的锐气；
另一份，则是他授意心腹草拟的，即将发往汴京的奏章。
幕僚静立一旁，等待着他的最终决断。节堂内只剩下冰鉴中冰块细微的融化声，以及富弼沉稳的呼吸。
“富公，王介甫此议，虽显操切，然其志可嘉。您此番安排，已是莫大的支持了。”幕僚轻声说道，试图打破沉寂。
富弼缓缓抬起头，目光深邃，嘴角噙着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支持？自然是支持。介甫乃国士之才，陛下信重，老夫岂能不支持？”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幽深：
“然，驭马者，知其力，亦畏其蹶。操舟者，借其速，亦防其覆。
王安石，乃千里马，亦是不系之舟。用之得当，可建不世之功；纵之过甚，则恐车毁人亡。”
他拿起那份自己奏章的草稿，缓缓道：
“老夫此举，非为掣肘，实为‘奠基’与‘设防’并行。
既要让这匹骏马驰骋起来，又得确保缰绳，始终握在能驾驭它的人手中。”
富弼的决策，是一场深思熟虑的布局。他完全同意了王安石设立“水利提举司”的请求，甚至给予了比王安石预期更大的支持。
但在这支持之下，是他更为精密的制约手段。
“准王安石所奏，”富弼的声音平静而有力，
“设‘河北东西路水利提举司’，归於提举荒田公事王安石节制。
以江宁府陆佃，权领提举官，专司水利勘察、规划事宜。此为其‘建功立业’之平台，予之。”
幕僚点头，这正是对皇帝和改革派的最大交代。但接下来的话，才是富弼谋划的核心。
“然，”富弼目光锐利起来，“水利之役，成败系于两事：
一曰钱粮，无粮则众散；
二曰民夫，民怨则事崩。
此二者，如同骏马之辔头，舟船之舵桨。”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
“着，擢升河北转运判官元绛，兼领‘河北东西路水利粮饷徭役统筹使’！
总揽两路水利工程之一应钱粮调拨、夫役征发事宜。
凡王安石、陆佃所呈工程计划，需先由元绛核算用度、拟定征调之方，报本司核准后，方可施行。”
幕僚眼中露出钦佩之色。高，实在是高！
元绛是富弼一手提拔的干才，精明练达，忠诚可靠。
将他放在这个位置，妙用无穷：
扼住资源命脉：工程规模、进度，不再由王安石的蓝图决定，而是由元绛的钱粮调拨速度决定。富弼轻松卡住了改革的“阀门”。
隔绝政治风险：最易激起民变的“征发徭役”之权，从王安石的系统剥离，由元绛及其垂直管理的州县官负责。
这等于在王安石与百姓之间设下“防火墙”。一旦生乱，责任清晰，富弼可随时介入“安抚”，而王安石则难辞“计划不周”之咎。
嵌入监督之眼：元绛每日经手钱粮夫役，对工程动向了如指掌，可随时向富弼密报。王安石的一切动向，尽在掌握。
“此外，”富弼补充道，将制衡之网织得更密，
“着元绛于各州选派干练通判、主簿，专责本州水利夫役之征募、管理与犒赏。其考成，直接报于元绛与本司。”
这意味着，连具体执行者，也都是富弼的人。
布局已定，富弼开始亲自润色那份呈送给皇帝的奏章。这是一篇极具政治技巧的美文：
第一部分，大力褒扬王安石：
“陛下圣明，慧眼识才。观王安石在河北，孜孜不倦，勇于任事。首清荒田，流民得所；
今又深谋远虑，奏请大兴水利，实乃老成谋国，利在千秋。”
先将王安石和自己支持变法的姿态做足。
第二部分，详陈“稳妥”方案：他详细说明了批准设立水利提举司，并着重笔墨阐述了为何要设“水利粮饷徭役统筹使”一职，并由元绛担任。
他的理由冠冕堂皇：
“盖因水利工程，耗资巨大，动众繁多，非有干练之员专司其责，统一调度，恐滋冗费，易生扰攘。
元绛精于钱谷，晓畅民情，必能剂盈虚、均劳逸，使工程稳妥，而民不告劳。”
将制约手段，包装成体恤民情、慎重国事的负责表现。
第三部分，表明心迹，预留后路：最后，他写道：
“臣受陛下重托，镇守北疆，唯知尽心王事，岂敢有私？如此安排，乃为集思广益，务求万全。
使王安石得展其才，而无后顾之忧；使工程得收其利，而免不测之患。
此臣所以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