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姚汝能作《安禄山事迹》，其中盗羊之事与《肃宗实录》相同。又说：“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让安禄山奏事。中书令张九龄见到他，对侍中裴光庭说：“扰乱幽州的就是这个胡人。”又说：“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为平卢将，讨伐奚、契丹失利，张守珪奏请斩杀他，张九龄批示说：“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张守珪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玄宗爱惜他的勇锐，只令免去官职，以平民身份效力。张九龄坚持上奏诛杀他，玄宗说：“你难道因为王夷甫识石勒的旧事，就臆断安禄山难以控制吗！”最终没有诛杀他。”孙樵作《西斋录》，序说：“张守珪因为安禄山叛乱是为什么？是宽恕刑罚违背教导，酿成祸患的根源。安禄山是张守珪的部将，曾经违反命令，张曲江让张守珪斩杀他，张守珪不听从，果然使他扰乱天下；所以书上说：“张守珪因安禄山叛乱。”《旧张九龄传》说：“张守珪让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战败，押送京城，请求执行朝廷法律。张九龄上奏弹劾说：“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张守珪军令必行，安禄山不宜免死。”皇上特别赦免了他。张九龄上奏说：“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求借罪杀他，希望断绝后患。”皇上说：“你不要以王夷甫知石勒的旧事，误害忠良。”于是放归藩地。”《新传》记载与裴光庭的事如《事迹》，押送京城的事如《旧传》，《旧安禄山传》盗羊之事如《事迹》，而没有失利请求斩首之事；《新传》也是这样。《旧传》还说：“开元二十年，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安禄山盗羊之事被发觉。”按裴光庭开元二十一年去世，这年冬天，张九龄才担任宰相，说与裴光庭说话，是错误的。孙樵说“曲江令守珪斩之”，尤其失实。《实录》记载，开元二十一年，张守珪还在陇右与吐蕃立分界碑，未到幽州。《旧传》说“二十年为节度使”，也是错误的。按安禄山如果起初是互市牙郎，张守珪怎么能知道他最终会扰乱天下，释放而不杀他！孙樵怎么能立刻把叛乱的罪名加给他呢！如果像《旧张九龄传》所说，张守珪押送京城，玄宗自己赦免他，那么张守珪有什么罪而当时的人责怪他呢！如果说盗羊丧师，两次当死，那么安禄山难道只用言辞就得以两次免死吗！如果像《玄宗实录》所说，张守珪奏请执行法律，得到批准，被他的一句话感动，就放了他，那么张守珪必定不敢如此轻易反复。而且张九龄从哪里见到他，而说他面有逆相呢！如果说张守珪未曾奏请执行法律，那么张张九龄《集》有《赐守珪敕》说：“安禄山等轻视我军威，不曾审察，导致损失，应当诛杀；你既然执行，军法应当如此。”又《赐平卢将士敕》说：“安禄山被诛杀，因为轻敌太过，不要因此畏惧怯懦，导致失去以后的谋划。”这说明当时曾经允许执行诛杀。如果说张守珪自己放了他，不是玄宗的意思，那么又有《赐守珪敕》说：“安禄山勇而无谋，于是导致失利，衣甲资敌，挫败我军威，论他的轻敌，应加重罪。但起初听说他勇猛战斗，也有诛杀敌人；又敌寇未灭，军令从权，所以不因一次失败抛弃他，想要收他后来的功效。不进行轻微的责罚，又没有什么惩戒，应当暂且停官，令白衣统领。你再审察本状，也可根据情况处理。”现在用各书参考，大概安禄山违反军纪，张守珪奏请执行法律，所以前敕说：“你既然执行，军法应当如此。”又说：“安禄山被诛杀，因为轻敌太过。”好像说张守珪已经杀了他。不久张守珪被他的话感动，爱惜他的骁勇，想杀又不忍心，想放又已经上奏，且恐怕不能使将士心服，或者批复未到，所以押送京城，让皇上自己裁决，希望皇上见他有材力而赦免他，也像陈平逮捕樊哙，卫青囚禁苏建一样。皇上因此想赦免他，而张九龄坚持上奏说：“张守珪军令若行，安禄山不宜免死。”这是同时弹劾张守珪不在军外决断，却又押送推诿给皇上的言辞。张九龄因此见到他，而说“面有逆相”，皇上最终想赦免他，所以张九龄不得已起草敕令说：“你再审察本状，根据情况处理。”张守珪得到此敕，就放了他，上奏朝廷。这样就与《玄宗实录》相应，而在人情上比较相近。）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的杂胡，起初名叫阿荦山。他的母亲，是个女巫；（胡三省注：《新书》说：安禄山本来姓康。他的母亲住在突厥中，向轧荦山祈祷，轧荦山是胡人所说的战斗神，生下安禄山，所以用它作为字；跟随母亲冒用安氏姓。）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他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恰逢他的部落破败离散，与安延偃哥哥的儿子安思顺一起逃来，所以冒用安氏姓，名叫安禄山。又有个叫史窣干的人，与安禄山是同乡邻居，前后一天出生。（胡三省注：《考异》说：《旧传》说：“史思明除夕出生，安禄山元旦出生。”按《安禄山事迹》：“天宝十载正月二十日，皇上及贵妃为安禄山作生日”，现在不采用这种说法。）长大后，相互亲爱，都成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名。（胡三省注：牙郎，即中介人；南北物价，由他们确定，然后相互贸易。）张守珪任命安禄山为捉生将，安禄山常常与几人骑马出去，总能擒获几十个契丹人回来。他狡猾，善于揣摩人情，张守珪喜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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