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朝廷大臣们竞相以严苛的考察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每当有争议的事情，大臣们各执己见，导致刑法不统一，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裴頠上表说：“先王施行的刑罚和赏赐都很恰当，轻重一致，所以下面的人遵守法令有章可循，官员们也能安心履职。比如元康四年刮大风，太庙和宫殿的屋瓦有几枚被吹落，太常荀?就因此被免职；这件事处罚过重，不符合常理。五年二月又刮大风，兰台的主管官员因为害怕重蹈覆辙，就在宫殿的栋梁之间仔细查找，发现了十五处瓦片稍有倾斜的地方（兰台的主管官员，就是御史台的主管，大概是令史之类的官职。“阿”，指房屋的角落；“栋”，指房屋的正梁 ），于是就拘禁了太常，再次兴起刑狱。今年八月，陵墓上有一根直径七寸二分的荆条被砍断；司徒、太常为此四处奔走（《说文》解释：“荆”，就是楚木。司徒，是汉朝丞相的职责。汉朝制度规定：丞相和太常负责管理皇陵），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小事，但查办起来却难以预料，大家为了逃避罪责，四处奔走忙碌，到现在太常还被拘禁着没有释放。刑律条文有限，而违背法律的情况却多种多样，所以才有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商议处置的制度（意思是法律有明确的条文，但犯罪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情节也有轻重之别，所以制定法令时允许根据具体情况临时商议判定罪行 。），确实不能都按照常规来处理。但像这些情况，都处罚得过于严厉了，恐怕会让奸吏趁机徇私舞弊，随意判定罪行的轻重。”然而，不合理的判罚依旧没有停止（“曲议”，指歪曲法律进行判罚，随意决定罪行的轻重 ），三公尚书刘颂又上疏说：（《晋志》记载：汉成帝设置三公尚书，负责断案；光武帝时，三公曹负责年终考核各州郡的事务 ）“近年来，法律的解释越来越多，政令也很不统一，官吏不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也不知道该如何避免犯法，奸邪之人趁机为所欲为，上级也很难监督下级。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的判罚，司法也不公平。君臣之间，各有职责。法律必须严格执行，所以让主管官员严格按照条文办事；但如果遇到法律无法涵盖的情况，就需要大臣来解决疑难问题；如果事情有特殊情况，就需要君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裁决。主管官员按照条文办事，就像张释之公正地处理犯跸的案件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四卷汉文帝三年的记载 ）；大臣解决疑难问题，就像公孙弘裁决郭解的案件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八卷汉武帝元朔二年的记载 ）；君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裁决，就像汉高祖刘邦处死丁公一样（相关事迹见《资治通鉴》第十一卷汉高祖五年的记载 ）。天下的事情，只要不是上述这些特殊情况，就不能随意议论，都应该按照法律和命令来处理。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在百姓中树立威信，人们才不会感到疑惑，官吏也无法徇私舞弊，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治理有方。”（《考异》记载：《刑法志》在裴頠的表章之后，接着叙述刘颂的奏章，并且说“侍中太宰汝南王司马亮”。按照裴頠的表章中引用了元康八年的事情，而那时司马亮已经去世很久了，所以《刑法志》的记载有误 ）于是朝廷下诏，“如果郎官、令史在法律之外提出反驳案件的意见，要随时上报”，然而这也没能改变当时的局面。（“郎、令史”，指尚书郎以及尚书、兰台令史。“出法驳案者”，指在法律规定之外提出反驳意见的人）
刘颂升任吏部尚书后，制定了九班之制，想要让百官安于本职，不轻易谋求升迁，通过考核来评定才能的高低，明确赏罚。但由于贾氏和郭氏掌权，想要当官的人都急于求成，这一制度最终未能施行。
裴頠向张华推荐平阳（今山西临汾 ）人韦忠，张华征召他，韦忠却称病没有应召。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张华华而不实，裴頠贪得无厌（张华，字茂先；裴頠，字逸民），他们抛弃了典章礼仪，依附于贼后，这哪里是大丈夫的作为！裴逸民常常有心托付我做事，我却总是担心他会陷入深渊，连累到我，我怎么能主动靠近他呢！”
关内侯敦煌（今甘肃敦煌 ）人索靖，预感到天下即将大乱，他指着洛阳宫门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