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太后，诸位大人。”
“剿匪，是奉旨行事。京畿匪患不除，漕运不靖，莫非任由其坐大，威胁京师？至于擅权、劳师糜饷之说，更是无稽。
剿匪所用，多为缴获，并未额外增加国库负担。
分田于民，是为安置流民，稳定地方，何来动摇国本？”
陆铮目光锐利地扫过那些弹劾他的官员：“倒是本督很奇怪，以往地方卫所剿匪，屡剿不绝，甚至时有官匪勾结之闻。
如今忠武军月余肃清匪患，为何反而引来诸多非议？莫非这京畿之地，有些人就喜欢看到匪患横行，好从中渔利？”
这话已是相当不客气，隐含的指控让几个勋贵和官员脸色骤变。
陆铮不再理会他们，转向李标和钱龙锡，以及珠帘后的方向：“至于钱阁老所虑粮饷之事，确是关键。
臣已奏明，正在竭力开辟新饷源，并严查军中、朝中贪墨浪费，以期节流。
江南乃国家财赋根本，稳定江南人心至关重要。
但稳定之道，在于公平课税，严惩贪腐，而非纵容某些人囤积居奇、梗阻国策！
若有人借此流言，拖延甚至截留军饷，形同资敌，臣之锦衣卫，绝不会坐视！”
陆铮再次展现出强硬的姿态，将“资敌”的大帽子悬在了江南集团的头上。
同时，他也暗示了自己正在寻找江南体系之外的饷源，这既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威慑。
朝会最终不欢而散。没有明确的决议，但各方立场已清晰无比。陆铮以一己之力，对抗着盘根错节的旧势力联盟。
散朝后，李标和钱龙锡并肩走出大殿，两人皆是沉默。
良久，李标才叹了口气：“守庸（钱龙锡字），陆铮此子，才具魄力皆是上上之选，于国于民，本是一柄利剑。可这柄剑，太过锋利，伤人，亦易伤己啊。”
钱龙锡苦笑：“是啊，如今是剑已出鞘，欲罢不能。
只盼他真能找到那新饷源，否则……内外交迫，这局面恐难维系。”他们都看到了危机，却无力改变，只能在这漩涡中尽力维持平衡。
而另一边，几位勋贵和江南官员则聚在一起，低声密议。
“不能再让他这么下去了！必须断了他的根！”
“海外那条线，必须掐死！还有，他在京畿分田，拉拢泥腿子，这就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
“光靠弹劾不够了……得想想别的法子……”
暗流，在紫禁城的红墙黄瓦之下，变得更加汹涌。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次朝会的风波，只会更加猛烈。
而这场风暴的焦点，无疑就是那个手握重兵、行事酷烈、却似乎又承载着这个大明最后一丝希望的锦衣卫都督——陆铮。
他的命运，与大明王朝的命运，在咸熙元年的这个夏天，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驶向未知的惊涛骇浪。
几日后
潼关的战报如雪片般飞来，孙传庭凭借潼关天险和曹变蛟带去的新军精锐，暂时顶住了李自成的狂攻，但战事惨烈，陕西民生凋敝至极，孙传庭的求饷文书字字泣血。
四川方面，林兆鼎与叛军及张献忠残部陷入胶着，西南税赋重地彻底瘫痪。
整个大明帝国，仿佛只剩下京畿和残破的北方，还在中央政权的微弱控制下喘息。
朝会的焦点，终于无法再回避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钱粮。
没有钱粮，军队会溃散，流民会变成流寇，朝廷将彻底失去存在的根基。
这一日的文华殿，气氛比讨论军事时更加沉重。
户部尚书捧着几乎空白的账册，声音颤抖地汇报着令人绝望的数字：国库如洗，各地税赋或因战乱、或因梗阻，十不存一。
百官俸禄已拖欠数月，再拖下去，整个官僚系统可能率先崩溃。
珠帘之后，周太后的叹息声隐约可闻。年幼的咸熙帝似乎也感受到了压力，小手紧紧抓着龙袍。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陆铮。但这一次，陆铮没有立刻发言。
他知道，肃贪抄家、军队剿匪所得，对于庞大的帝国财政缺口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恢复生产，稳定民生，开辟可持续的税源，才是根本。
而这，并非单靠锦衣卫的刀剑所能解决，需要的是整个文官系统的运作，需要的是政策与执行。
首辅李标，这位老成持重的阁臣，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
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深沉的疲惫与责任：
“陛下，太后，诸位同僚。今日之局，危如累卵，非一人一力可挽。
当务之急，在于‘苏民困，复生产，通漕运，开税源’。”他提出了十二字方针，这是文官系统面对绝境时，试图回归传统治理逻辑的努力。
“李阁老有何良策？”钱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