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兵，则以老带新，以战代练——小股精锐部队不断出京，清剿京畿周边趁乱崛起的土匪山贼，既锻炼了队伍，也稳定了后方。
钱，依然是最大的难题。江南的第二批粮饷在徐允爵等人“关切”的目光下，缓慢而克扣严重地北运。
指望朝廷正常的税收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
陆铮祭出了他的“非常之法”。
他首先将“晋商案”的后续扩大化。不仅限于张家口，借着清军入寇时各地暴露出的问题。
陆铮派出多路锦衣卫缇骑，手持驾帖，奔赴北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重点清查两类人：一是在清军入侵时望风而逃、甚至开门迎降的地方官员和卫所军官；
二是与晋商有牵连、或有确凿证据资敌的豪强地主。
这一次，陆铮不再仅仅追求抄家得来的浮财，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土地上。
陆铮奏请朝廷（事实上是获得了周太后和无奈的李标、钱龙锡默认），设立“屯田清吏司”，隶属锦衣卫，专门负责清查和接收这些被抄没的“逆产”，尤其是田庄。
“这些田亩，收归国有，招募流民、安置伤残士兵屯垦！
第一年免租，第二年始交少量田赋，所产粮食，优先供应忠武军！”陆铮对负责此事的周墨林交代，“记住，要派我们的人去管理，绝不能让旧胥吏插手！
要让种田的人知道，这田是皇上和朝廷给他们活路的，不是哪个地主老爷的！”
这是一招险棋，直接触动了地方豪强的根基，必然激起强烈反弹。
但陆铮别无选择，他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腐朽官僚体系之外的财源和兵源基地。
同时，这也是一种社会实验，试图用国家控制的土地来缓解尖锐的土地兼并矛盾，安置流民，维持稳定。
对外，陆铮丝毫没有放松。皇太极虽然退兵，但其动向莫测。周墨林麾下的夜不收和秘密战线更加活跃。
一方面，继续通过喀喇沁部等渠道，散布后金后方不稳的消息，加深皇太极与多尔衮等贝勒之间的猜忌。
另一方面，陆铮亲自起草了几封密信，以非常隐晦的方式，试图联络在陕西苦战的孙传庭和在湖广周旋的卢象升。
信中没有空泛的鼓励，而是分析了当前局势的严峻性，强调了流寇与鞑虏可能勾结的巨大风险，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术建议（如利用地形、坚壁清野、重点打击流寇首领等），更重要的是，承诺一旦北京稳定，将尽力协调粮饷支援。
陆铮知道，这些边军大将才是大明真正的支柱，必须尽可能将他们团结起来，至少不能让他们因绝望而溃散或生出异心。
同时，对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情报收集也在加紧。
陆铮敏锐地意识到，这两股流寇的性质可能有所不同，李自成似乎更有组织性和政治野心，而张献忠则更显破坏性。
陆铮指示情报人员，不仅要收集军事动向，更要了解其内部结构、人员成分、粮草来源，寻找可能的分化瓦解的机会。
陆铮的种种举措，如同在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湖面投入巨石，激起千层浪。
朝堂之上，弹劾他的奏章开始增多。罪名无外乎“专权跋扈”、“滥用酷刑”、“与民争利”、“擅启边衅”。
江南出身的御史言官们抨击他清查“逆产”是“扰民”，勋贵集团指责他整顿京营是“削藩”，一些保守的文官则对他越过朝廷体制直接指挥边将的行为表示“不合祖制”。
就连首辅李标和次辅钱龙锡，面对巨大的压力，也私下找陆铮谈话，劝他“稍敛锋芒”，“徐徐图之”。
面对这些，陆铮只是冷笑。他深知，在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末世，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只有死路一条。
他必须用强力，甚至是霸道，才能撕开一道口子。
现代人的灵魂让他清楚地知道历史原本的走向，那种无力感时常噬咬着他。
但他没有退路。既然来了，他就要把这天，捅破一个窟窿看看！
“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陆铮握紧了拳，目光投向南方，那里是富庶的江南，也是腐朽的温床；
投向西方，那里是烽火连天的中原，是决定帝国命运的主战场。
陆铮的改革刚刚在荆棘中迈出第一步，而前方，是更深不可测的黑暗与更激烈的反抗。
但他手中的刀，已然出鞘，再无回头的可能。
几日后，陆铮在京畿的强力整顿刚刚铺开，一记来自遥远西南的惊雷，便重重砸在了紫禁城的金銮殿上。
八百里加急军报：蜀王朱至澍（与之前通敌案有牵连的蜀王同宗，新袭爵位）公然扯旗造反，僭号“兴蜀”，以“清君侧，诛陆铮”为名。
纠集川内部分土司、卫所兵及流民十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