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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下的火
1958年冬天，张学良在辽阳乡下住了三天。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刘鸣九给他安排了一间村公所的土房，烧了炕，但窗户缝里还是透着风。赵一荻想跟来，他没让。他说：“我去看看农村，不是去旅游。”
辽阳是东北的产粮区，但他看到的景象并不好。公社食堂的墙上贴着“粮食放卫星”的红标语，亩产报上去的数字是八千斤，但他站在田埂上目测，能打八百斤就不错了。
他没有去问村干部。他知道问不出真话。他在村里转了两天，跟老人聊天，跟妇女聊天，跟那些在田里干活的人聊天。第三天早上，他坐在村公所的土炕上，抽了一根烟，然后对刘鸣九说：“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刘鸣九问：“少帅，您怎么看？”
“粮食不够吃。”
“但报上来的数字——”
“我知道报上来的数字。”他打断他，“所以才是问题。”
回到沈阳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让人从黑龙江调了一批粮食，秘密运到辽阳。第二件，给北京写了一份报告，措辞很谨慎，只说“建议对粮食产量进行更准确的统计”。
这份报告后来石沉大海。但他知道，他不能装作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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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种子
1959年春，沈阳农业试验站。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在沈阳北郊的一片农田边上。院子里有几排平房，几块试验田，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蹲在地里，手里拿着尺子和放大镜。
张学良来的时候，没有人迎接他。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试验站的站长叫李振声，五十多岁，瘦得像个农民，但眼睛里有一股执拗的光。他带着张学良在地里走了一圈，指着不同的地块，介绍他们在做的项目——小麦育种、水稻杂交、化肥试验、病虫害防治。
“这是我们从苏联引进的品种，抗寒，但产量低。这是我们本地的品种，产量高，但不抗倒伏。我们现在在做杂交，想要把两个品种的优点结合起来。”
张学良蹲下来，摸了摸麦穗。“要多久？”
“至少五年。育种这事，急不来。”
旁边一个年轻的技术员插嘴说：“领导，现在外面都在放卫星，我们这儿一亩地才打几百斤，说出去不好听。”
李振声瞪了他一眼：“庄稼不会撒谎。你说它打一千斤，它打五百斤，到最后饿肚子的不是庄稼，是人。”
张学良看着李振声，忽然想起一个人——他父亲手下有一个老农艺师，也是这样说话的。那个人后来被日本人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李站长，你需要什么？”
“钱。人手。时间。最重要的是时间。”
“钱和人手，我来想办法。时间，我给不了你。但我可以帮你挡住一些干扰。”
李振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他的眼神变了——那是一种找到同盟者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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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账
1959年夏，沈阳。东北工业厅会议室。
这是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但气氛很紧张。议题只有一个：下半年的工业生产计划。
上级下达的指标是：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煤炭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水泥增长百分之五十。张学良拿到这份计划的时候，就知道不可能完成。
“我不是不想完成任务，”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沉，“我是算过账的。我们的高炉，设计产能就那么大。要增产百分之四十，要么扩建，要么超负荷运转。扩建，没有钢材。超负荷，设备受不了。”
工业厅的厅长姓马，是个从关内调来的干部，四十出头，干劲很足。“少帅，我理解您的顾虑。但现在是特殊时期，全国都在大干快上。我们不能拖后腿。”
“拖后腿？”张学良的声音微微提高了，“去年鞍钢那场事故，烧伤了六个工人。那不是数字，是人。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
会议室里安静了。马厅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刘鸣九坐在角落里，看着张学良的侧脸。他跟着张学良十几年了，很少见他用这种语气说话。他知道，少帅不是在发脾气，是在忍。
最后还是马厅长打破了沉默：“那少帅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钢增产百分之十五，煤增产百分之二十。这是设备能承受的上限。剩下的，用提高产品质量来补。一吨好钢，顶三吨次品。这个账，也要算。”
马厅长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向上级汇报。”
散会后，刘鸣九跟着张学良走出来。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
“少帅，马厅长那边——”
“我知道他有压力。我也有压力。但有些事，不能因为压力就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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