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急召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从事刘子惠等心腹文武入内问计。
耿武、闵纯等人力劝他紧守冀州门户，高筑墙，广积粮，静观关东群雄与董卓鹬蚌相争，切勿轻易出兵为人前锋，徒损实力。
而刘子惠等人则慷慨陈词，主张冀州乃天下重镇，牧守既食汉禄，当响应大义，且袁本初四世三公，海内人望，应倾力支持其为盟主，共襄盛举。
韩馥被两派意见吵得头晕目眩，左右为难，如坐针毡，最终勉强做出决定：
先分别给袁绍、曹操等人回信，言辞恳切地表示“绝对支持义举，痛恨国贼”，但涉及具体出兵人数、时间、路线乃至粮草供应等实质问题。
则一律含糊其辞，以“需详加筹措”、“谨防胡人异动”等理由拖延，企图在这惊涛骇浪中，寻得一片暂时苟安的孤岛。
至于其他各方：
豫州刺史孔伷，身为清流名士，读罢檄文，扼腕痛泣于国事糜烂，慨然表示将尽起州兵，响应义举。
兖州刺史刘岱，自恃宗室身份，视此为光耀门楣、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积极整军备战。
陈留太守张邈，素有侠名，与曹操交情深厚，自然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陈留郡更成为曹操起兵的根基之地。
东郡太守桥瑁，曾与曹操共谋讨董（矫三公檄文事），此刻更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反董阵营。
山阳太守袁遗（袁绍从兄）、济北相鲍信（曹操早期重要盟友）等人，或因家族立场，或因个人信念，也都纷纷表态支持，或调兵，或输粮。
一时间，关东反董联盟的雏形，在这篇檄文的强力催化下迅速聚合、显现。
然而，在这“同仇敌忾”的表象之下，暗流同样涌动：
各家盘算着出兵多少能既显示诚意又不伤筋骨；盟主谁属关乎战后利益分配，明争暗斗已然开始。
彼此接壤的郡国之间，猜忌与提防从未消除，都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徐州牧陶谦，年迈而持重，接到檄文后，忧虑远大于兴奋。
他既不想开罪于正在凝聚的关东义军，更不愿与兵锋正盛的董卓集团正面交锋。
徐州殷富，他深知自己这块肥肉在乱世中有多诱人，唯恐一旦卷入中原大战，便会引火烧身，或成为盟友觊觎的对象。
深思熟虑后，他决定采取最为谨慎的策略：
先派能言善辩的使者前往陈留等地，表达最诚挚的“道义支持”与对国贼的愤慨。
并承诺提供一定数量的粮秣军资以示心意，但徐州的主力丹阳兵，则严令驻守本境，绝不越雷池一步，首要任务是确保徐州的安宁。
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因地缘相对远离中原核心战场，态度更为疏离。
刘表初定荆州不久，境内宗贼势力尚未彻底肃清，北有袁术虎视眈眈，东有孙坚未必全然听话，他根本无暇也无力北上讨董，只求保境安民，对檄文仅作壁上观。
同时暗中加强江陵、襄阳等要地武备，以防不测。
而益州的刘焉，早在灵帝末年便存割据一方之心，对所谓的“讨董勤王”嗤之以鼻，甚至暗中庆幸中原大乱，朝廷威信扫地，使他能更无顾忌地经营自己的“天府之国”，闭关自守。
西凉与并州西北方向，董卓的女婿牛辅及其麾下大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或接到董卓从洛阳发出的严令，或通过自己的渠道探知了檄文内容，无不惊怒交加。
他们一方面加紧对凉州及三辅（京兆、冯翊、扶风）地区的控制，以血腥手段镇压任何可能的不稳迹象，大肆搜捕“通敌”者。
另一方面，快马向洛阳的董卓告急，或请求增派援军，或狂妄请战，欲主动东出函谷，扫平关东的“乌合之众”。
檄文带来的恐惧与暴戾，让本就军纪堪忧的西凉军团更加躁动不安。
而这份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檄文抄本，也以幽州府自有的高效情报网络，被第一时间呈递到了涿郡州牧府，稳稳放在了凌云的案头。
书房内，取暖的炭火盆早已撤去，早春的寒意丝丝缕缕从窗缝门隙渗入，却冷却不了室内的凝重气氛。
凌云展开绢帛，目光沉静地将檄文从头至尾仔细阅毕，面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件早已预料之物的到来。
他随手将绢帛递给侍立一旁的郭嘉。郭嘉接过，飞快扫过那力透纸背的文字，嘴角习惯性地勾起一抹了然于胸、略带玩味的微笑，旋即递给身旁的戏志才。
戏志才捻着短须，目光如扫描般掠过字句，沉吟不语。
荀攸最后接过，看得最为仔细，面色沉静如水，唯有微微收紧的指尖透露着内心的审慎权衡。
“果然来了。” 凌云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平静无波，听不出是感慨还是陈述，“时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