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捏着那份密报，指节泛白。他仿佛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士兵，在寒风中握着生锈的长枪，而他们的将领却在酒肆里搂着歌姬，谈论着如何在下次的 “恩荫” 中为儿子谋个好前程。这种强烈的对比，像一把钝刀，在他心上反复切割。
走出户部衙门时，夕阳已将汴京的城墙染成金红色。朱雀大街上，一队禁军正敲着梆子巡逻，他们的铠甲在余晖中闪着暗淡的光。王安石拦住一名士兵，问道：“小兄弟，入伍多久了？”
士兵约莫十六七岁，脸上还带着稚气，见是文官，忙立正答道：“回大人，小的去年从陈州被征来，至今一年了。”
“饷银能按时发吗？”
士兵低下头，声音有些发涩：“上个月的饷银只发了一半，校尉说…… 说要先给战马买草料。可小的娘还在陈州等着银子治病呢。”
王安石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从袖中摸出两贯钱，塞到士兵手里：“拿着，先给你娘治病。” 士兵愣了愣，慌忙跪下磕头，泪水混着尘土淌在脸上。
看着士兵远去的背影，王安石忽然想起庆历年间的贝州。那是庆历七年，他刚任舒州通判，听闻贝州王则起义，数万农民拿着锄头镰刀，攻破州城，建立 “安阳国”。朝廷派枢密使文彦博率军镇压，耗时两个月才平定。那时他曾上书仁宗，说 “民之所以反，非好乱也，盖由衣食不足而官府逼之”，可这份上书，石沉大海。
如今，不过十年光景，土地兼并愈发严重。他在江南看到，大地主们趁着灾年兼并土地，一户人家竟占了全县三分之一的良田，而失地农民只能沦为佃户，缴纳五成以上的租子。去年冬天，京东路大雪，饥民涌入汴京，在街头冻死的就有上百人，而开封府尹却以 “有碍观瞻” 为由，将他们驱赶至城外。
回到府邸时，夜幕已降临。书房里，他铺开宣纸，研好墨，提笔写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开篇：“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以求至治…… 然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愀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笔尖在纸上疾走，他写下对冗官的痛斥：“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则日不能以自存。故臣于仕也，未尝敢有一毫自易之心，而事之繁简难易，亦未尝不察也。然臣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未尝有以此为先务者也。”
他写下对军费的忧虑：“今卫士之盛，莫如开元，然外有吐蕃、回鹘之强，内有安禄山、史思明之变，此无他，兵骄将惰，而上下相蒙故也。今之禁军，骄惰尤甚，赏赐无节，姑息太过，此非所以强兵之道也。”
他写下对民生的关切：“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智愚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贫者…… 一遇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富民所以兼并贫民，而贫民所以流亡也。”
三更时分，书稿已积至数寸。王安石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他知道，这份万言书递上去，或许依旧会石沉大海，或许会招来非议，但他必须写。就像当年在鄞县，明知推行新政会得罪当地豪强，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见过农民丰收时的笑脸，见过士兵戍边时的坚毅，那些鲜活的面孔，支撑着他在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走下去。
嘉佑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的消息传遍汴京。王安石站在宫门外，看着缟素的人群，心中五味杂陈。这位温和的皇帝，曾给过他机会，却终究未能下定决心革除积弊。他想起仁宗晚年常说的一句话：“祖宗之法，不可轻改。” 可祖宗们定下的法度，在百年后的今天，早已成了束缚帝国前行的枷锁。
英宗继位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他本以为新帝会有新气象，可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仅四年便撒手人寰。这四年里，朝堂依旧在 “濮议” 之争中内耗，没人真正关心民生疾苦。王安石在知制诰任上，多次拒绝为无功受禄的外戚起草升迁诏令，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被排挤出汴京，调任江宁知府。
离开汴京的那天，细雨蒙蒙。王安石站在船头，望着越来越远的城墙，心中没有失落，只有一种沉潜的力量在积聚。江宁的三年，他走遍了江南的山山水水，更坚定了自己的改革思路：要富国强兵，必先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必先整顿吏治；要整顿吏治，必先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
治平四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的消息传到江宁。这位年仅二十岁的新帝，在藩邸时便读过王安石的《言事书》，对其中的主张深以为然。登基不久，他便下旨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随时备询。
接到诏令的那天，江宁府衙的梅花开得正艳。王安石捧着那份措辞